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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的深秋总是伴随着连绵的阴雨 ,那种潮湿仿佛能渗进骨头缝里,让人不得不把大衣裹得更紧一些,那是我在利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三周 ,也是我第一次在学术研讨课上遭遇“滑铁卢” 。
在此之前,我一直自诩为那个“适应良好 ”的中国留学生,我听懂了大部分讲座 ,甚至能流利地用英语和教授交换观点,在小组讨论中也总是那个试图维持秩序 、提供解决方案的“靠谱分子”,那堂关于现代文学批评的研讨课,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
当教授H先生点名让我阐述我对加缪《局外人》中默尔索心理动机的理解时,我自信满满地站了起来 ,我准备了详尽的背景资料,引用了几个关键的文学理论,逻辑清晰地构建了一个关于“存在主义虚无”的论证 ,我的声音在安静的研讨室里回荡,每一个词都经过精心打磨,我以为这将是我展现能力的时刻。
H先生打断了我 。
“停一下。 ”他甚至没有抬头看我,只是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手中的钢笔在文件上无意识地画着圈,“这就是你的全部?这就是你这三周阅读材料后的结论?”
我的笑容僵在脸上,空气瞬间凝固。“教授 ,我觉得我的论点很充分……”
“不,不,不 。 ”H先生终于抬起头 ,目光锐利得像一把手术刀,直接剖开了我的伪装,“你的论点没有错,甚至可以说很标准 ,但它太安全了,你只是在堆砌辞藻,在安全的地带里打转 ,你把默尔索看作一个虚无主义者,但这太浅薄了,你真的读懂他了吗?还是仅仅读懂了教科书上的定义?”
全班三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 ,那种目光里没有恶意,却充满了审视和期待,那一刻 ,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羞耻感,我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全是冷汗 ,我原本以为的“自信”,在H先生那毫不留情的“批评”面前,瞬间变成了一个可笑的笑话。
下课后,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同学去喝咖啡,而是独自一人走回了雨中的校园 ,雨水打在脸上,冰冷刺骨,就像H先生刚才的话一样 ,字字诛心,我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被雨点打碎的倒影 ,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我想过要反驳,想过要拿出更复杂的理论来压倒他 ,但当我回想起他最后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时,所有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那种愤怒在深夜里发酵,最终化为了不甘。
第二天,我拿着修改后的论文去找了H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走进他的办公室 ,也是我第一次直面他的“攻击性 ”,我本以为会再次遭遇一场暴风骤雨,但出乎意料的是,H先生听完我的阐述后,沉默了很久 。
“看 ,”他指着我文中的一处引用,“你以前只看到了加缪想表达什么,现在你开始思考加缪为什么这么表达 ,这就是进步。”
他抬起头,原本严厉的线条柔和了一些,“在我的课堂上 ,我不在乎你有没有‘正确’的答案,我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思考的过程,如果你永远只追求安全 ,你永远只能做一个平庸的模仿者,而不是一个研究者,刚才批评你 ,是因为我看到了你的潜力,我不希望你的才华被平庸的修辞掩盖。 ”
那一刻,我心中的坚冰融化了,我突然明白 ,这堂课上的批评,不仅仅是对我学术能力的否定,更是一次对思维的重塑 ,在英国的学术体系里,教授不是保姆,不会呵护你的自尊心;他们是严师 ,他们用最直接、甚至有些残酷的方式,逼迫你跳出舒适区,去触碰真理的边缘 。
如果没有那天的批评,我可能依然沉浸在“我是好学生”的幻觉中 ,用漂亮的英文堆砌着毫无灵魂的观点,是H先生的“无情”,撕开了我的伪装 ,让我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也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学术应有的模样。
几年后,当我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到母校参加讲座时,我特意找到了H先生,他依然坐在那个靠窗的位置 ,依然戴着那副眼镜,只是鬓角多了几缕白发。
“还记得我吗? ”我笑着问他 。
H先生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那个标志性的、带着几分严厉的微笑:“哦,那个把默尔索讲得天花乱坠却差点被我问倒的学生。”
“是您教会了我 ,真正的思考是痛苦的,但也是迷人的。”我诚恳地说道 。
他摆了摆手,像是赶走一只烦人的苍蝇 ,但嘴角却微微上扬,“行了,别煽情了 ,下次来,记得别再讲那些陈词滥调。 ”
我转身离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但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感激,那堂课上被批评的瞬间,成了我留学生涯中最宝贵的勋章,它提醒着我 ,无论走多远,都要保持那份被戳破后的痛感,因为那是成长的阵痛,也是通向卓越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