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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半,Giblin Eunson图书馆的灯还亮着,我盯着屏幕上第七版小组报告 ,Teams群里安静得像墨尔本冬天的清晨,距离due还有六个半小时,而我的组员们 ,一个在酒吧,一个在补觉,一个说“马上看” ,还有一个发来一张猫的表情包。
三周前,tutorial上老师随机分组,我成了Group 12的一员 ,五个人的小组,看上去挺国际:澳洲本地男生Jack,开口闭口“mate ” ,热爱football和pub;印度女生Priya,邮件秒回“I’m on it”,但作业永远在“next week”;韩国男生Min,完美主义到令人窒息 ,能把PPT模板改出十八种渐变;巴西交换生Lucas,热情得像南半球的太阳,只是发言总跑题到足球和烤肉 ,而我,一个中国研究生,习惯性地想先把活儿揽下来 ,再默默祈祷大家良心发现。
第一次小组会议约在ERC楼下,我提前十分钟到,Min带着三台设备出现 ,Jack三点才拎着咖啡晃过来,Priya说网络不好只能线上,Lucas发消息说记错时间 ,我们草草分工:我写literature review,Min做PPT,Priya跑数据,Jack写case study ,Lucas准备presentation script,散会时Jack拍拍我肩膀:“Don’t worry, we have plenty of time. ” 我信了 。
结果第一周,没人交东西 ,第二周,我在群里催,Priya回了一长串“I’m on it” ,然后继续消失;Lucas交了三页表情包和一句“Let’s make it fun”;Min把PPT模板改得花里胡哨,内容页却空着;Jack的case study只有一个标题,我一边上火一边安慰自己:也许澳洲节奏就是这样 ,直到中期meeting,老师看着我们几乎空白的progress report,委婉地说:“I see some imbalance in contribution. ” 那一刻我脸烫得厉害 ,像被当众拆穿了“老好人”的伪装。
当晚我决定不再等良心,我拉群开会,列了详细deadline,建了共享文档 ,要求每个人把完成内容贴进去,Jack依旧迟到,Priya交来的数据分析跑错了变量 ,Min拒绝改内容,理由是“not his part”,Lucas把presentation script写成了脱口秀 ,我坐在图书馆地毯上,第一次因为小组作业想哭,窗外电车叮叮当当地过 ,Canvas上红色提醒一跳一跳,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读研。
转折发生在提交前十天,同课程的学姐听完我的崩溃 ,发来一个链接,说:“你看看这个,墨大group work的坑,前人早踩过了 。 ”我点开闲虎留学网 ,翻到一篇关于澳洲小组作业分工和peer evaluation的帖子,里面写着:别把“包容”变成“纵容”,任务要拆到可交付 ,贡献要留痕,必要时向tutor申请peer assessment,我照着重新拆任务 ,先把自己那部分写完,再把Priya的数据变量列成清单,把Min的PPT压缩到十五页 ,把Lucas的段子删掉,只留逻辑,然后我在群里发了一句:“周四前不交 ,我就按贡献表写peer evaluation。 ”群里沉默了很久。
神奇的是,Jack第二天突然良心发现,把case study补了大半;Priya重跑了数据;Min一边抱怨一边把PPT改得清爽;Lucas删掉所有段子,还主动做了排练 ,展示当天,Jack忘带U盘,我掏出备份救场 ,Min在台上紧张得声音发抖,Lucas接过话头,居然讲得流畅 ,最后成绩出来,H2B,不算漂亮 ,但至少没挂 。
交完作业那天,我一个人走到Swanston Street,买了杯热咖啡 ,小组作业确实磨人,磨掉了我对“大家都会自觉”的幻想,也磨出了边界感和沟通能力,后来我再看到“group work”三个字 ,还是会头皮发麻,但至少知道:该催就催,该留证据就留证据 ,该说“不”的时候,别再用沉默换体面,留学教会我的 ,不只是写论文,还有在一次次被磨之后,仍然能把事情做完。
绝地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