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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尔本大学读研的第一个冬天 ,我几乎每天都是在Baillieu图书馆里度过的,那晚九点,玻璃窗映着街灯 ,我盯着屏幕上“Group Project 40% ”的字样,心里像压了一块湿冷的石头,我们小组四人 ,Jina、Rohan 、Tom和我,要在四周内完成一份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调研报告和十五分钟展示,第一次开会,Tom迟到二十分钟 ,手里拎着咖啡,笑着说“抱歉,路上有点事” ,然后坐了十分钟就说要打工先走,他走前留下一句:“资料我来找,放心 。”
我那时真的信了。
第二周 ,群聊里只有我和Jina、Rohan在说话,Tom的头像一直灰着,我们分工收集资料 ,他负责墨尔本本地社区花园的案例,截止前一天,他发来两段话 ,一段像百科词条,一段语法错得让我怀疑是机器翻译,Jina在语音里沉默了三秒,说:“我们得自己补上。 ”Rohan叹了口气:“不然能怎么办?”
于是那个周末 ,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从早到晚改框架、补数据 、做图表,窗外有人遛狗 ,有人跑步,我的桌上只有凉掉的咖啡和散落的便利贴,最让我难受的不是累 ,而是每次在群里@Tom,他都会显示“已读”,然后没有然后 ,我甚至去闲虎留学网翻过如何处理小组冲突的帖子,越看越觉得自己像个不敢撕破脸的哑巴 。
第三周组会,我们终于堵到了Tom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连帽衫,眼下有很重的青色,我把打印出来的初稿推过去,指着那段几乎没法用的文字问他:“你确定你做了吗? ”他抿着嘴 ,说最近事情很多,会补,Jina直接问:“很多是多少?我们也有别的事。”空气一下子僵住 ,Tom低声说:“对不起。”可对不起不能变成脚注,也不能变成结论 。
转折发生在提交前夜,十一点四十 ,Tom突然在群里发了一个音频文件和一份逐字稿,他采访了北墨尔本一个社区花园的负责人,谈到了我们报告里最缺的“非正式治理”部分 ,音频里有风噪,有鸟叫,还有负责人说“人们不是来种菜的 ,是来认识彼此的 ”,那句话一下子把我们原本干巴巴的论文点亮了,Rohan听完说:“这比我们找的所有资料都好。”我盯着那个文件,气没消 ,却又有点说不出的复杂。
最终展示那天,Tom提前到了,他负责讲社区花园那一段 ,声音不大,但讲得很稳,我们拿了H1 ,散场后,他站在走廊尽头等我,说:“我知道我前面很混 ,我晚上在仓库打工,白天总犯困,也不敢跟你们说 ,不是借口,是我不够坦诚。”我看着他,忽然明白“划水 ”有时不是轻飘飘的两个字,它背后可能有疲惫、有逃避 ,也有别人看不见的窘迫,但这并不意味着承担的人就该默默吞下所有委屈 。
后来在peer evaluation里,我写了实话:他缺席了多数会议 ,前期贡献不足;但提交前的访谈和展示确实重要,我没有替他美化,也没有把愤怒写成判决 ,学期结束那天,我坐上一辆晚点的电车,窗外下着细雨 ,那份作业让我学到的,不只是怎么写好一篇报告,更是如何在团队里及时说“不” ,如何在失望里保留公平,也如何不让自己成为那个一边抱怨一边替所有人熬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