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大厂辞职去新加坡读研，我后悔了吗

凌晨两点，新加坡纬壹科技城的冷气开得很足,吹得人后颈发凉。

我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那篇还没写完的论文，手里攥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窗外是滨海湾的夜景，霓虹灯倒映在积水里,像极了我此刻破碎又斑斓的心情。

如果你问我：从国内大厂辞职去新加坡读研,我后悔了吗？

在过去的半年里，这个问题像幽灵一样缠着我，尤其是当我在熟食中心吃着一份要花掉我四分之一生活费的海南鸡饭时，或者当我看到前同事发的朋友圈——他在大厂的新办公室里庆祝升职,背景是精致的下午茶时。

“后悔”的种子，往往在落差中发芽。

半年前，我28岁，是某互联网大厂的高级运营，每天的生活是精确到分钟的KPI考核，是凌晨三点的会议室，是“996 ”和“ICU”的玩笑，我拥有同龄人羡慕的高薪、户口和光鲜的title，但我感觉自己像一颗被拧紧了发条的螺丝钉,随时可能崩断。

辞职那天，我把工牌扔进垃圾桶，转头就飞到了新加坡，我以为那是“逃离” ，是“重启 ”，我以为新加坡是花园城市，是英语环境，是精英教育的圣地，我只需要在那里读两年书，回来就能换个赛道,过上另一种人生。

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一课，是关于“贫穷”的祛魅。

在国内大厂，虽然累，但工资够花，生活是按“月”计算的，到了新加坡，生活变成了按“周 ”甚至“天”计算的，原本以为的留学是“镀金” ，现实却是“降级”。

房租占了收入的大头，加上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我的存款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掉，最窘迫的时候，我为了省下几块钱的打车费，在下雨天跑过两公里的路去图书馆，那种焦虑感，比在大厂被老板骂还要深刻，因为在大厂，我有团队兜底；我必须独自面对生存的账单和学业的压力。

第二课，是关于“身份 ”的错位。

研究生班里，有一半是20出头的应届生，他们精力充沛，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如鱼得水，周末去探险，平时一起泡吧，而我，作为一个28岁的“大龄留学生”，夹在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语言障碍是其次，更多的是心理隔阂，当我在讨论最新的社会热点时，他们只关心哪里有好吃的冰淇淋；当我试图融入他们的圈子时，他们礼貌地疏远我，因为我身上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油腻”和“焦虑 ”，我看着他们，像看着年轻时的自己，却又嫉妒他们的纯粹，我开始怀疑：我这么大费周章地离开舒适圈,真的只是为了坐在这个教室里吗？

就在上个月，我彻底崩溃了。

那是期中考试前夕，我连续一周通宵赶作业，结果论文被教授批得一文不值，连带着我的GPA也跌到了红线以下，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哭得像个孩子，手机里弹出了前领导的消息：“兄弟，最近那个项目上线了，奖金发了，你还好吗？”

那一刻，巨大的悔意涌上心头，我为什么要回来？我为什么要抛弃那边的光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这种洋罪？如果当初我留在大厂，哪怕再累，至少我是那个被需要的人,至少我的努力是有即时反馈的。

我甚至已经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准备在这个学期结束时,灰溜溜地逃回原来的轨道。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后的清晨。

那天我实在不想去图书馆，便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东海岸公园，海风很大，带着咸腥味，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看到一个当地的老清洁工正在整理共享单车，他看起来有六十多岁，皮肤黝黑，但动作利索,脸上挂着一种满足的微笑。

我停下来看他，他也停下来看我，然后递给我一瓶水，用生硬的英语问：“你是留学生吗？”

我点点头。

他笑了笑，说：“很好，我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年，我的儿子也在读书，新加坡虽然贵，虽然冷，但这里的风是自由的。 ”

那一刻,我突然愣住了。

自由。

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的“后悔” ，其实是因为我还在用大厂的标尺来衡量现在的自己，我还在用“收入”和“地位 ”来定义成功，但我现在手里握着的，是这半年来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不用再为了取悦老板而说谎，不用再为了KPI而焦虑到胃痛，我虽然穷，虽然累，虽然不被理解，但我正在慢慢地、笨拙地找回那个“人”的自己。

那天之后,我退掉了回国的机票。

我重新拿起了笔，重新去啃那些晦涩的理论，我开始主动和那个海南鸡饭摊的老板聊天，听他讲新加坡的移民故事；我开始逼着自己去认识那些年轻的同学,听他们天马行空的梦想。

如果你再问我后悔吗？

我会说，当然后悔过，后悔那种深夜的崩溃，后悔那种囊中羞涩的窘迫,后悔那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刻。

但更多的是庆幸。

庆幸自己在大厦将倾时选择了转身，庆幸自己在最疲惫的时候没有放弃，庆幸自己在这个热带的岛屿上，亲手把那个麻木的自己，一点点打碎了，重塑了一个新的、更有韧性的自己。

从大厂辞职去新加坡读研，这是一场豪赌，我输掉了一时的安逸,却赢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权。

从国内大厂辞职去新加坡读研，我后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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