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城大期末周图书馆，熬夜备考的日子

凌晨两点四十分，邵逸夫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 ，我的咖啡已经凉透了
，玻璃窗外，九龙塘的灯火稀稀疏疏 ，像被期末周熬得只剩最后一点力气，桌上摊着传播学理论的复习笔记、半杯冷掉的拿铁
，还有一台风扇嗡嗡作响的旧电脑，那是我在港城大第一个期末周 ，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图书馆的夜可以这么长。

出国前，我在闲虎留学网上翻过无数篇港校生存帖 ，自认为做足了心理准备
，可真正被期末周按在图书馆椅子上时，那些攻略全变成了纸上谈兵 ，四门课
，两篇论文，一场闭卷考试 ，还有一个三人小组报告
，偏偏就在截止日前五天，小组里两个本地同学一个突然发烧 ，一个家里有事回了澳门，群里最后一条消息停在“sorry
，真系赶唔切 ”，我盯着屏幕 ，感觉自己的心跳比图书馆的空调声还响 。

那几天
，我几乎把家搬进了图书馆，早上八点占座 ，晚上闭馆才走
，后来干脆转战二十四小时自习区，邻座坐着一个读计算机的男生阿哲 ，桌上永远堆着三罐能量饮料
，我们起初只是互相帮忙看包 、递充电线，后来变成深夜两点一起在自动贩卖机前叹气 ，他说他也在赶项目
，代码跑到一半崩了三次；我说我的论文数据怎么都跑不出显著性，导师回邮件只有一句“try again
” ，我们像两艘在deadline海面上漏水的小船，谁也不比谁体面
。

真正的崩溃发生在周三凌晨
，我花了六个小时整理完访谈编码，又改完摘要 ，正准备保存时
，电脑突然蓝屏，那一瞬间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手指僵在键盘上，重启后 ，文档只剩三天前的版本
，我坐在椅子上，眼泪毫无预兆地往下掉 ，又怕旁边的人看见
，只好把脸埋进围巾里，阿哲默默递来一包纸巾 ，帮我用恢复软件扫了半天，最后从缓存里找回了一部分
，他拍拍我肩膀说：“还能救，别怕。 ”那一刻 ，我忽然觉得
，留学最难的从来不是英文授课，也不是一个人做饭搬家 ，而是你明明已经拼尽全力
，却还是被一个小小的意外打回原形 。

周四晚上，打印店排起长队 ，我的论文终于改完
，却在最后打印时卡纸，店员说机器要修 ，最快也要半小时
，我抱着U盘站在队伍里，前面还有七八个人 ，手机上的时间已经跳到十一点四十分，阿哲从自习区跑来
，拉着我跑去另一栋楼的打印房，我们一路小跑 ，穿过连廊
，风灌进外套，我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论文在截止前十二分钟上传成功
，我盯着屏幕上“submission successful”那行小字，整个人像被抽空一样靠在墙上 ，笑了出来。

后来那门课出了成绩
，不算顶尖，但足够让我松一口气 ，小组报告也磕磕绊绊地交了
，没有想象中完美，却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熬出来的 ，期末周结束那天，我走出图书馆
，天刚蒙蒙亮，晨光落在湿漉漉的台阶上 ，阿哲背着包从后面追上来
，说要去吃一碗热粥再回去睡觉，我点点头 ，忽然想起那些凌晨的咖啡
、卡纸的打印机、蓝屏的电脑
，还有递过来的纸巾和热柠茶，它们没有让那个期末周变得轻松 ，却让我在异乡的深夜里
，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孤零零地硬撑
。

如今再路过邵逸夫图书馆，我仍会想起那段熬夜备考的日子 ，它像一枚不太好看却足够结实的书签
，夹在我留学记忆的某一页里，每当后来遇到更难的事 ，我都会想起凌晨两点四十分那扇亮着灯的窗，想起自己曾经那样笨拙又倔强地
，把一个个夜晚熬成了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