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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理工留学重修,澳门留学最难熬的日子

澳门留学最难熬的日子

那是我在澳理工的第三个学期 ,一门叫“旅游统计学 ”的课,我挂了 。

收到成绩单的那个下午,澳门正下着黏腻的雨 ,我蹲在氹仔旧城区的出租屋里,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重修”两个字,听见隔壁菲佣在阳台晾衣服的铁架吱呀作响 ,窗外是灰扑扑的海 ,连渔船都躲进了避风塘。

重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下个学期每周二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半,我要坐在教室里,和一群比我低一级的学弟学妹一起 ,听同一个教授用同样的PPT讲同样的内容,意味着三千块的学分费,意味着我不能像同学那样去横琴实习 ,最要命的是,我爸在电话里沉默的那五秒钟。

“没事,爸 ,就是一门课,我下次肯定过 。”

“嗯。 ”他挂断前说,“钱够不够?”

我开始过上了双面生活 ,白天正常上大三的课,假装一切如常,晚上搭26路公交去氹仔校区 ,车厢里全是游客 ,他们举着蛋挞拍照,而我怀里揣着统计学的书,重修班的同学大多是大一新生 ,他们看我像看怪物——一个学长,坐在最后一排,头发油腻 ,眼神涣散。

最难熬的是第八周,教授发下期中考卷,我考了61分 ,比第一次还低两分,那天晚上我没坐公交,从氹仔走回半岛 ,穿过友谊大桥,风大得能把人吹进海里,我扶着栏杆想 ,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学这个 。

就在那个桥中央 ,手机震了,是之前在新生群里认识的阿谦,他比我低一届 ,也在重修班上,他说:“学长,你是不是有前两年的真题?我请你吃猪扒包 。”我回他:“我要是考得过 ,还用得着重修? ”他发来一个笑脸:“那就一起死磕呗。 ”

我们约在图书馆负一层的讨论室,阿谦带了一沓自己手写的笔记,字丑得像鬼画符 ,但每一页都标了“重点”,他说他把那本六百页的教材拆成了二十个模块,每天吃透一个 ,我翻着他的笔记,突然觉得自己前两年像是白学了——我连教材目录都没认真看过。

那之后两个月,每周二晚上九点半下课 ,我和阿谦会去学校后面的小摊吃车仔面 ,他教我记公式的口诀,我给他讲大二实习时的八卦,十二月的澳门终于凉下来 ,我们裹着羽绒服在路灯下背假设检验的步骤,路过的大叔以为我们在吵架 。

期末考那天,教授把卷子发下来 ,我扫了一眼,发现每道题都眼熟,阿谦在隔壁考场 ,考完后我们在走廊碰头,他比了个“OK”,成绩出来那天 ,我查了三次系统才敢相信——B+,阿谦拿了A-。

后来我把这件事写在给“闲虎留学网 ”的稿子里,编辑问我能不能用真名 ,我说用吧 ,反正我爸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重修过。

其实那天走完友谊大桥,我本来想好了要跟家里说退学,但阿谦发来那张猪扒包的照片时 ,我忽然想起氹仔老街那家小店,老板认得我,每次都多给一块肉 ,我想,再试一次吧,澳门最难熬的日子 ,是从桥那头走回来之后,才开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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