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理工社科留学，难忘的澳门留学小故事

飞机降落的时候，海面像一块被揉皱的锡纸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澳门机场，湿热的风裹着咸味扑面而来
，那一刻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座小城会在后来的日子里 ，把许多细小的、滚烫的记忆塞进我的行囊。

我在澳门理工大学读社会科学
，选择这个专业，多少带着点天真的想象：以为社会科学就是坐在教室里讨论韦伯和涂尔干 ，用理论解释世界
，直到大二那年，一门叫“社区研究与口述史 ”的课把我推到了澳门的老街巷里 ，教授要求我们分组完成一份社区调查报告
，我们组抽到的题目是“旧区居民的迁徙记忆”，听起来很宏大 ，真正做起来才发现
，第一步就卡住了 。

我们选定了沙梨头一带，那里还留着一些老茶楼 、凉茶铺和窄得只能侧身而过的巷子 ，第一次去访谈，我拿着打印好的问卷
，用蹩脚的粤语向一位坐在骑楼下的阿婆打招呼，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摆摆手
，说了一句我没听懂的话，转身进了屋 ，同组的澳门同学阿诚告诉我
，她以为我们是来推销保险的，那天下午 ，我们连续被五六个街坊拒绝
，有人警惕地打量我们的录音笔，有人干脆说“冇得闲
” ，回学校的公交车上
，我靠着窗，第一次觉得“社会科学”四个字离地面那么远。

真正让我难忘的 ，是一场台风
。

那是十月，气象局挂起八号风球
，我和阿诚原本约好去补访一位姓陈的老伯，他年轻时在船厂做过工人 ，是我们访谈名单上最重要的一位
，可风雨来得太急，我们在路边骑楼下躲雨 ，浑身湿透
，正打算放弃时，身后传来开门声 ，陈伯拎着一把旧伞站在门口
，朝我们喊：“落咁大雨，入来坐啦！ ”那一刻 ，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陈伯的家很小
，客厅里摆着一张旧船厂的黑白照片，他给我们倒了两杯热茶 ，又翻出电饭煲里的半锅粥，我们本来准备好的问题一句也没用上
，他先问我们从哪里来，听说我是内地来的学生 ，他笑了：“我后生嗰阵都系周围走 。
”然后他讲起自己十几岁从中山来澳门
，在船厂做学徒，后来船厂倒闭 ，又去酒店做清洁
，再后来退休，看着沙梨头一点点变样 ，他说到当年船厂放工时
，工人涌到街边吃云吞面的场景，眼睛亮了一下 ，又很快暗下去
，阿诚在旁边悄悄按下录音笔，我则低头在本子上飞快地记 ，生怕漏掉一个词
。

雨停后，陈伯送我们到巷口
，他说：“你哋做呢个调查，好呀 ，冇人记得
，就真系冇啦。”回学校的路上，我忽然明白 ，社会科学不是把世界装进问卷里
，而是先把自己放进别人的生活里 。

后来我们把陈伯的口述整理进报告，那门课结束时 ，教授在讲评时说
，我们组的材料“有温度 ”，只有我知道 ，那份温度来自一场台风、一把旧伞和一杯热茶
，再后来，我学会了在访谈前先坐下来喝一杯茶 ，学会了用蹩脚的粤语说“唔该
”，也学会了在澳门窄窄的街巷里放慢脚步
。

当初准备留学时
，我在闲虎留学网上翻过许多院校资料，后来真正踏上澳门 ，才发现那些页面之外
，还有许多无法被检索的细节，比如骑楼下的风 ，比如茶餐厅阿姐记住你常点的冻柠茶
，比如一位老伯在雨天为你开的那扇门。

如今离开澳门已经一年，我偶尔还会想起陈伯客厅里那张船厂照片 ，留学到底给了我什么？也许不是一张文凭
，而是一种眼光：从此以后，我走进任何一座陌生城市 ，都愿意先去找一条老街
，坐下来，听一个人讲完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