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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伦敦的那个黄昏 ,我拖着两个28寸的行李箱站在Russell Square地铁站出口,九月的风已经带着凉意,吹得我风衣下摆猎猎作响 ,手机地图上显示SOAS就在三百米外,可那三百米像隔了一整个太平洋——我数着地上的石砖,生怕走错一步 ,就再也找不回自己的方向 。
第一周的课就给了我下马威,教授在讲《印度电影中的民族叙事》时,随口抛出一串印地语术语 ,教室里欧洲同学频频点头,而我只能疯狂查词典,下课铃响的那一刻,我几乎是逃出教室的 ,在走廊拐角,我撞见一个穿纱丽的女孩正蹲在地上捡散落的笔记,她抬头冲我笑:“你也是新生吧?我叫阿米拉 ,旁遮普人,上周我连‘lecture’和‘seminar’的区别都没搞清呢。 ”她递来一块印度奶茶味的饼干,甜得发腻 ,却莫名其妙地让我鼻子一酸。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十月末,我选了门《非洲文学中的后殖民书写》,每周三晚上在Brunei Gallery的阁楼教室上课 ,有天讨论到阿契贝的《瓦解》,英国同学说主人公奥孔科沃的悲剧是“个人性格缺陷”,非洲裔同学拍桌子反驳:“那是殖民暴力对部落结构的碾碎!”两人吵得面红耳赤 ,教授突然转向我:“Lin,从你的文化视角看呢? ”我脑子嗡的一声,想起外婆讲过的义和团故事,鬼使神差说了句:“或许……个体在历史暴力面前 ,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人,只是一粒被卷起来的沙子?”教室里安静了三秒,然后那个非洲同学重重地点头:“对 ,就是这种无力感 。”
那晚走出教学楼,大英博物馆的穹顶在路灯下泛着冷光,我却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发烫 ,后来我开始频繁出入SOAS的“地板图书馆 ”——其实就是Students‘ Union角落那片铺着地毯的区域,大家盘腿坐着啃三明治、争论福柯和甘地,阿米拉教我用手抓饭吃 ,我教她用筷子夹花生米,马来西亚同学在旁边拍视频说这是“后殖民美食交换实验”。
最难忘的是圣诞节前,我和三个同学花了两周时间做小组作业——给伦敦一个社区设计多元文化融合方案 ,我们蹲在Camden Market的二手摊位前采访摊主,被土耳其大叔塞了一嘴Baklava,被牙买加阿姨拉着跳了段雷鬼,展示那天 ,当PPT翻到最后一页“跨文化对话永远始于一张共享的桌子”,台下那位以毒舌著称的教授鼓了掌。
也有狼狈的时候,跨年夜我一个人在宿舍煮速冻饺子 ,突然跳闸,整栋楼黑漆漆的,我举着手机电筒去地下室检查电闸 ,撞见同样摸黑的德国室友,两人蹲在配电箱前大笑,最后用一包中国辣条换了他半瓶伏特加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半年前在机场,我妈红着眼眶说“一个人在外面要坚强 ”——原来坚强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还能笑出声来 。
如今坐在回国的飞机上 ,我翻看手机相册:SOAS图书馆的旋转楼梯 、和阿米拉在泰晤士河边的自拍、非洲同学送我的一颗手工雕刻的肯尼亚皂石,最上面是一张截图,是当初申请学校时在闲虎留学网上找到的SOAS课程介绍,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这所学校教会我的远不止论文怎么写——它让我在一次次文化碰撞的眩晕里,终于摸到了世界的棱角,也摸到了自己柔软的内核。
飞机穿越云层时 ,我忽然想起第一周那个蹲在地上捡笔记的女孩,阿米拉后来告诉我,那天她其实哭过 ,因为觉得“没人会喜欢一个连论文格式都搞不懂的旁遮普乡下姑娘”,而现在她已经是SOAS南亚社团的副主席了,伦敦的雨还在下吧 ,但那座城市已经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它是我们踩着湿漉漉的石板路,一路跌撞着长出来的、另一个自己。
八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