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城大留学故事：那些改变命运选择

收到香港城市大学录取邮件的那天 ，我正在老家银行的柜台后面数传票，玻璃窗外下着雨
，客户排队排到门口，大堂经理在对讲机里喊“三号窗口快一点 ”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封英文邮件
，手指有点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走 ，还是不走？

那年我二十七岁
，在县城有份父母眼里的“铁饭碗”，有相过两次亲没下文的相亲对象 ，还有一张存了六万块的银行卡
，所有人都说，女孩子到这个年纪 ，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可每天下班关掉柜员机的那一刻，我总觉得自己像被钉在了一张复印纸上——今天和昨天一样 ，明天和今天一样 。

我决定申请港城大，消息传出去
，我妈第一个反对：“香港那么贵，你读个一年制硕士回来能怎样？
”我爸不说话 ，只是把电视音量调大
，我没跟他们吵，白天上班 ，晚上回家查资料 、改文书
，最难的时候，我在闲虎留学网上翻到一篇港城大申请时间线 ，里面写着“别被均分吓住
，先看清专业要求”，那句话像有人在我后背上推了一把 ，我把那张时间线截图存在手机里
，每晚睡前看一遍。

拿到offer只是第一关，开学第一周 ，我就被全英文授课打懵了，教授语速快得像开了倍速
，小组讨论时本地同学噼里啪啦讲粤语，我插不上话 ，只能低头假装记笔记
，第一次小组作业，我被分到做数据清洗 ，交上去之后组里一个男生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部分逻辑不对
，重做吧
。 ”我脸上发烫，点头说好 ，转身去洗手间用冷水冲了把脸。

那段时间我住在粉岭
，每天坐东铁线到九龙塘，来回三个小时 ，为了省钱
，午饭常常是便利店饭团，期中考试有一门挂了 ，我坐在图书馆楼梯间给我妈打电话，没说两句就哭了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很久，最后说：“实在不行就回来 ，家里不缺你一双筷子 。
”我哭得更凶了
，但挂掉电话后还是回自习室把PPT重做了一遍
。

转折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我硬着头皮去找一门课的教授 ，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些额外阅读材料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每周三下午来我办公室 ，我带你读论文。”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系里出了名严格的导师，很少带授课型硕士 ，那半年
，我每周三雷打不动去他办公室，从磕磕巴巴读到能跟他争论模型设定 ，再后来，他把我推荐去了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实习
，面试时老板问我：“你以前做柜员的经历对你现在做数据分析有什么帮助？ ”我愣了一下，突然发现自己终于能把那段“复印纸
”一样的日子讲成一个故事了 。

毕业那天 ，我穿着租来的学位袍站在城大广场上拍照
，我妈和我爸来了，我爸还是不爱说话 ，但他在我租的公寓里转了一圈
，看了看我从宜家买的最便宜的书桌和堆满泡面盒的垃圾桶，突然说：“你比以前能吃苦了
。”我妈在旁边补了一句：“也比以前黑了。 ”三个人都笑了 。

现在我在香港一家公司做数据分析 ，每天加班到很晚
，但下班路上经过九龙塘地铁站时，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在柜台后面数传票的自己 ，改变命运的选择
，从来不是“去港城大
”这四个字本身，它是我在二十七岁那年 ，终于敢承认自己不甘心，然后一张一张填表、一次一次被拒
、一遍一遍重来
，那封录取邮件没有魔法，它只是给了我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 ，而真正把牌打出去的
，是那个在图书馆楼梯间哭完、又回去改PPT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