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读研期间家人重病，我如何兼顾学业与回国

电话响起时 ，新加坡正下着暴雨
，实验室的离心机嗡嗡转着，我盯着屏幕上的基因序列 ，手机在桌面震了第三次才接，姑姑的声音被雨声撕碎：“你妈脑出血
，正在抢救，医生说……可能撑不过今晚 。 ”

我握着手机 ，手指冰凉
，培养箱的指示灯绿得像一只冷静的眼睛,照着我突然塌下来的世界
。

我来新加坡读研一年半，奖学金 、课程
、导师Prof. Lim的项目 ，下个月还要交中期论文
，母亲一直高血压，却总在视频里说“没事
” ，我订机票
，最早也要三天后，还要隔离 ，那三天
，我在实验室和宿舍间跑，像被劈成两半：一半写代码 ，一半刷医院消息，导师听完
，沉默很久，说：“实验不能停 ，但人更不能等
，你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回国路很长 ，樟宜机场凌晨
，我背着电脑，箱子里塞着给母亲的围巾 ，入境隔离七天
，我在酒店房间对着手机哭，护士发来母亲插管的照片 ，第八天冲进医院
，消毒水味刺鼻，父亲蹲在走廊 ，头发白了一半，母亲在ICU
，眼皮肿得发亮，我握住她的手 ，她指尖动了动,像小时候牵我过马路 。

我在医院附近租了间短租房
，新加坡的组会总在上午九点，正好是国内的下午 ，我每天六点起床
，帮父亲买粥，八点把电脑架在病房窗台 ，戴上耳机开组会
，医生查房时我关麦，导师讲到关键处我狂记笔记 ，晚上母亲睡着
，我在走廊改论文，护士推车经过 ，轮子碾过地砖，像倒计时
，有一次，母亲突然抽搐 ，我抱着电脑冲去叫医生
，屏幕上的代码还亮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叛徒：既没做好女儿,也没做好学生。

三周后 ，签证和实验催我返新
，母亲还没醒透，我走那天 ，她突然睁开眼
，嘴唇动了动，我凑近 ，听见她说：“别……耽误
。 ”我在机场哭到安检员递纸巾
，回到新加坡，我把自己关进实验室 ，用疯狂跑数据来抵消愧疚，可一个月后
，父亲来电：母亲二次出血，再次病危 ，我订了最近的航班
，却遇上航班熔断，改签、取消 、再改签 ，我在宿舍地板上坐了一夜
，给导师发邮件：“我可能撑不下去了。”

导师第二天找我，递来一杯热美禄 ，说：“Science doesn't wait, but people do. 我们申请远程答辩
，实验让同学帮你补 。
”学院最终批准我延期一学期，奖学金暂停 ，但给我助教岗位
，我白天改论文，晚上和父亲视频 ，教他给母亲按摩，同学帮我养细胞
，我帮他们改英文，我们像一群笨拙的蚂蚁,把塌下来的天一点点撑住
。

母亲第三次手术后 ，终于转出ICU
，我远程完成答辩那天，她坐在康复医院的轮椅里 ，通过手机看我
，屏幕很小，她眯着眼 ，笑得像个孩子
，我说：“妈，我毕业了。”她说：“好 ，回来吃面 。 ”

如今我回到国内工作
，每天下班去医院陪她做复健，她走路还慢 ，但能自己端碗，我常想起新加坡那场暴雨
，所谓兼顾，从来不是完美地同时握住两头 ，而是在每一次必须选择时
，尽量不辜负；在每一次撑不住时，敢开口求助；在每一次飞越赤道时 ，把爱带在行李里
，也把责任背在肩上，那些没做完的实验、没睡够的夜
、没忍住的泪 ，最后都变成一句话：我回来了,也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