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大社工留学，社区实践感悟很深

凌晨五点半 ，新加坡的组屋走廊还带着昨夜暴雨的潮气
，我拎着社工实践要用的评估表，站在红山一栋老组屋门口 ，鞋底黏着被雨水泡软的落叶，门牌上的漆掉了一半
，像一只睁不开的眼睛，那是我到新国大读社会工作硕士后的第一次家访 ，也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课堂里那些漂亮的理论
，走到门口时可能会先被一句“你是谁 ”挡回来 。

开门的是位印度裔阿姨，她透过铁门打量我 ，目光停在我手里的文件夹上
，我用练习了很久的英语解释来意，说我们想了解社区里独居老人的需求 ，她没等我说完
，就问：“你是来发钱的，还是来填表的？
”我愣住了 ，她摆摆手
，说昨天已经有人来过，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最后什么也没改变，铁门关上时
，我听见屋里电视还在大声播放泰米尔语节目，而我的评估表上 ，第一行“建立信任关系”显得格外刺眼
。

那段时间
，我几乎每天都在挫败里打转，新国大的课程很密 ，督导又强调反思性实践
，我原以为自己是来“帮助 ”社区的，可社区并不需要一个背着书包、讲着标准英语 、急着找问题的外国学生 ，有一次小组活动
，我设计了一个“资源地图”环节，想请居民标出附近可用的医疗和援助机构 ，一位福建话讲得很重的阿婆看着我
，慢慢说：“你画的地图很漂亮，但我一个人下楼都难 ，地图上的地方再近，对我也是远的。
”那一刻
，我脸烧得厉害，我忽然明白 ，需求评估不是把社区切成数据
，而是要先看见一个人怎样过日子 。

转折发生在社区厨房，督导让我暂时放下“项目负责人”的身份 ，去帮忙分餐
，厨房在一座社区中心底层，中午会有几十位老人来吃饭 ，我负责盛汤
，手忙脚乱，阿珍婆婆总笑我汤勺拿得太高 ，她七十六岁
，独居，讲混合着福建话和马来语的方言 ，我常常只听懂三成，可她并不嫌弃
，反而教我用“咖啡店语言 ”跟人打招呼，她跟我说 ，老伴走后
，最怕的不是没钱看病，是早上醒来没人可以讲一句“今天天气热
” ，我原先准备帮她申请补助
，后来才发现，她更想要的是有人记得她周一喜欢坐靠窗的位置。

我们开始做“故事早餐”：每周一次 ，请老人带一道记忆里的食物
，讲它背后的故事，有人带咖喱鸡 ，有人带潮州粥
，阿珍婆婆带了一小锅福建面，她说那是年轻时在湿巴刹收摊后 ，和丈夫最常吃的东西，活动并不宏大
，甚至有些吵，老人会抢话 ，会抱怨椅子硬
，会临时改菜单，但慢慢地 ，走廊里有人愿意停下跟我点头了
，铁门后的阿姨也开始在社区厨房跟我聊她孙子的学费，我不再急着把每个人变成“个案 ” ，而是学着和社区一起
，把一张张沉默的脸连成一张网
。

真正的考验在一个周三早上，阿珍婆婆没来吃早餐 ，她一向准时
，连下雨天也会撑着伞慢慢走来，我和督导去她家 ，敲门没人应，电话也没人接
，邻居说前一天还看见她收衣服，我们联系了社区中心 ，找到备用钥匙
，开门时发现她摔倒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意识还清醒 ，却已经躺了很久
，送医路上，她抓着我的手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没去？
”我说：“因为窗边的位置空着。”后来她康复回来 ，社区厨房的阿姨们轮流给她送饭
，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社区网络 ”不是论文里的名词，而是有人记得你周一坐哪里 ，记得你两天没出现 。

毕业前
，督导让我们写一段实践反思，我写了很久 ，最后只留下几句话：不要做带着答案来的人，要做愿意蹲下来听问题的人
，新国大的社工训练给了我框架，也给了我不断拆掉框架的勇气 ，两年前
，我在闲虎留学网翻到新国大社会工作硕士的课程页面时，只想着去一所好学校；两年后 ，我才知道好学校真正教我的
，是把自己放低一点，再低一点
。

如今离开新加坡前 ，我又走了一遍红山那条走廊
，阿珍婆婆在门口晒着太阳，见我来了 ，照旧笑我瘦了
，她没有说谢谢，只问我：“下周早餐 ，你来不来？
”我说来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
，所谓社区实践感悟很深，大概就是终于明白：助人不是把光带进别人的屋子 ，而是承认每间屋子里原本就有光
，然后陪他们一起，把灯再拧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