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理大本科答辩，顺利结束四年港校学习

答辩室的门在我身后合上时,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像维港夜里的渡轮汽笛 ，闷闷地撞在胸口
，投影幕布上还停着我最后一页PPT，标题是“Conclusion ” ，可我的结论其实只有一句：这四年
，我真的撑到了这里。

Prof. Chan摘下眼镜，问我：“If you had one more year, what would you do differently?
” 我愣了两秒 ，空调风从头顶吹下来，吹得我指尖发凉
，可脑海里却像被人按下了倒放键 。

四年前,我坐在内地家里的书桌前，对香港的想象只有高楼、茶餐厅和全英文课堂 ，申请季最焦虑的时候
，我在闲虎留学网上翻港理大的课程介绍和学长经验，第一次知道红磡有个校园 ，知道设计学院旁边有Zaha Hadid设计的赛马会创新楼
，也知道“港校很卷”不是玩笑，后来真的拿到offer ，妈妈一边替我收拾行李
，一边说：“不行就回来
。 ”我嘴硬说不会。

大一那年,我住在红磡，宿舍很小 ，窗外霓虹很亮
，第一堂tutorial，本地同学粤语夹英文 ，我像在听加密通话，小组项目被分去做市场调研
，我熬了三个晚上写出来的英文，被组员礼貌地改成“更自然
”的版本 ，那天晚上
，我躲在包玉刚图书馆后面的台阶上哭，觉得自己像个误入丛林的人 ，后来我开始每天听粤语新闻
，追着字幕学“唔该”“咁样 ”“搞掂”，去讨论室逼自己开口 ，第一次用粤语点餐时
，茶餐厅阿姨笑着夸我“叻女
”，我差点把冻柠茶打翻 。

大二遇上疫情,校园突然空了 ，网课 、录播
、线上小组讨论
，实验课变成看视频写报告，我回到内地 ，凌晨赶due，屏幕那头的同学头像亮着又暗下去
，有一阵子我怀疑留学的意义：交了那么贵的学费，却只能对着电脑 ，爸爸说文凭重要
，妈妈说人重要，我远程申请了实验室助理 ，读paper、整理数据
，像在黑暗里给自己点了一盏小灯
。

大三通关返校,我第一次真正走进实验室，导师Prof. Chan出了名严格 ，每周组会都问：“So what?” 我的数据总是不显著
，有一次细胞实验污染，两周白费 ，我蹲在实验室走廊
，想哭又哭不出来，师兄递给我一杯热柠茶 ，说：“Research is 99% failure, but you only need 1%. ” 我重新调整变量，和本地队友阿Ken吵过架
，他觉得我慢，我觉得他不理解我的表达 ，后来我们一起熬夜改模型
，他教我粤语粗口，我教他普通话绕口令 ，凌晨三点的实验室里
，我们笑到被保安敲门。

大四的FYP像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仪器故障 、样本不足
、结果反复推翻，答辩前夜 ，我发现海报上的图表坐标标反了
，凌晨三点在宿舍重新排版，室友帮我检查语法 ，给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
，第二天早上，我穿着衬衫走进答辩室 ，手心全是汗，教授们问方法论、问样本量 、问局限
，我深吸一口气，用这四年练出来的英语一条条回答 ，最后一位教授忽然问：“If you could tell your first-year self one thing, what would it be?
” 我说：“Don't be afraid of being the quiet one. You'll find your voice.” 他笑了
，Prof. Chan也点了点头 。

答辩结束,我走出教室，阿Ken递来一杯冻柠茶 ，说：“搞掂啦。 ”我们坐在赛马会创新楼外的台阶上
，看红磡的天空慢慢变暗，手机里妈妈发来消息：“结束了吗？回家喝汤
。
”我忽然鼻子一酸 ，四年里
，那些通宵、失败
、茶餐厅、维港的风 、图书馆的灯，原来都已经长进了我的身体里。

我没有想象中那样狂欢,只是安静地把答辩通过的消息发给家人 ，港理大的本科答辩结束了
，我的四年港校学习，也终于在这个夏天顺利落幕 ，我抬头看向香港的天空，知道下一程才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