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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室的门在我身后合上时,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比走廊里的空调声还响 ,那是SUTD课程设计项目的最终答辩,我们小组熬了整整三周,自以为把方案打磨得足够漂亮 ,可真正站到投影幕布前,我才发现灾难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
第一页PPT刚亮出来,评审老师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图片比例失真,关键数据图被压成模糊的一团,队友小林慌忙去调电脑 ,结果切换错了版本,把前一晚废弃的草稿投了上去,台下有人低声笑了一下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更糟的是,到了提问环节,教授问我们:“你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请用一句话说清楚 。 ”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 ,回答像四条方向不同的线,越扯越远,另一个评审直接打断:“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更像几块拼凑在一起的功能。”那一刻,我作为组长,手心全是汗 ,却连一句有力的补救都说不出来。
答辩结束后,我们被告知需要参加二次答辩,走出教室 ,新加坡的太阳毒得刺眼,没人说话,小林怪负责数据的阿哲临时改图 ,阿哲怪小林演示前没检查设备,另一个队友则低声说:“我早就说过方案太赶 。”我听着那些话,突然觉得比评审的批评更难堪——我们不是输给问题,而是输给彼此。
那几天 ,小组群安静得可怕,我一遍遍回看答辩录像,看到自己在台上语速飞快、逻辑断裂 ,看到队友互相抢话,看到教授从期待变成失望,作为组长 ,我原本只想把每个人的部分拼起来,却没有真正让团队形成一条线,二次答辩只有一周准备时间 ,我甚至想过放弃。
转机出现在一个深夜,我在闲虎留学网上翻到一位SUTD学长写的答辩复盘帖,里面讲他们如何把“用户需求—方案迭代—验证结果 ”串成闭环 ,也提醒答辩不是展示工作量,而是回答“为什么这样做”,我把链接发到群里,没有指责 ,只写了一句:“我们再来一次,但这次别各做各的 。”
第二天,我们重新坐进讨论室 ,我先把第一次答辩的失败点写在白板上:问题定义模糊、数据支撑不足 、演示流程混乱、团队回答不一致,然后我们拆掉原来的漂亮外壳,回到最初的项目目标 ,重新梳理用户访谈记录,补做了一轮小规模测试,阿哲主动重画数据图 ,小林负责演示脚本,我则练习用一句话讲清核心问题,我们请导师旁听模拟答辩 ,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们七次,但每一次打断,都让逻辑更清楚一点。
二次答辩那天,我第一个开口 ,没有急着展示方案,而是先承认第一次答辩暴露了问题定义和验证不足,再说明我们如何补上缺口 ,投影亮起时,页面干净,数据清楚 ,教授问到成本,我给出测算;问到可扩展性,阿哲接过话 ,小林补充测试反馈,我们依然紧张,但回答终于像一支队伍。
评审最后说:“这次能看到你们真正理解了问题 。 ”成绩通过的那一刻 ,我没有欢呼,只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场“翻车”让我明白,留学里最难的从来不是课程 ,而是在失败之后重新信任队友、重新面对自己,走出楼时,新加坡的晚风很轻 ,我们四个人第一次没有互相埋怨,而是并肩走回了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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