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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廉堂的灯光永远那么刺眼。
那是我在SMU的第一学期,凌晨两点五十分 ,Group 7的五个人围坐在圆桌前,对着PPT上第23版的修改意见沉默不语,桌上的咖啡杯已经摞了五层 ,角落里散落着三包吃了一半的薯片 。
教授下周要讲“东南亚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我们的小组课题是分析一家新加坡本土食品公司的董事会架构,可此刻我们讨论的焦点 ,却荒谬地集中在“参考文献的字体到底用Times New Roman还是Arial ”——因为张薇坚持认为,如果格式不统一,教授会扣分。
“我查过了 ,往届拿A+的报告用的都是Times New Roman。”张薇推了推眼镜,把手机屏幕上的截图放大到所有人眼前 。
陈明辉翻了个白眼:“学姐那篇是三年前的,教授早就换评分标准了。”
“你确定? ”张薇的声音高了八度 ,“我表姐在SMU读研,她说……”
“你表姐又不是这门课的助教!”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熟悉的窒息感,这已经是本周第四次深夜会议,而我们的报告才刚写完第一稿 ,问题在于,没有人愿意先停下,每个人都觉得 ,只要自己多改一个字、多查一篇文献,小组的分数就能从A-变成A+。
我盯着PPT上那个被反复涂改的流程图,突然想起开学第一周时教授说的话:“SMU的课堂不是让你们把知识从老师嘴里搬运到考卷上 ,小组作业的目的是学会协作,而不是学会内耗 。 ”当时觉得这话像鸡汤,现在才发现是预言。
转折发生在第三周。
那天下午的课堂上 ,教授随机抽了三个小组上台做进度汇报,轮到我们时,张薇又掏出那本密密麻麻的笔记开始逐条念 ,教授听了两分钟,抬手打断:“你们组,谁负责数据部分?”
陈明辉举手,教授问:“你分析的那家公司的ROE趋势 ,为什么2019年突然下降?”陈明辉愣了一下,支支吾吾说还没深入看,教授又转向张薇:“你刚才说的格式规范 ,我评分表里这一项只占5分 。 ”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声,教授把激光笔往桌上一搁,说了句让我至今记得的话:“你们花了三十个小时争论那5分 ,却没人花三十分钟去搞懂那95分。”
那天散课后,我们五个人站在商学院门口的路灯下,谁都没先走 ,张薇突然哭了,说她其实压力大到失眠,因为爸妈在国内跟亲戚吹嘘她“在SMU拿奖学金” ,她怕拿个B回家过年没法交代,陈明辉挠了挠头,说他也怕,怕小组作业拖累GPA ,怕毕业找不到工作。
那一刻我才发现,所有人的“卷 ”,底下压着的全是恐惧 。
后来我们重新分了工 ,张薇负责她最擅长的文献综述,陈明辉死磕财务数据,我跑了两趟那家公司的总部去做实地访谈 ,截止日前一晚,大家十一点就散了,因为“再改就是边际效益递减”——这话是陈明辉说的 ,他现学现卖。
报告最后拿了个A-,分数出来那天,张薇在群里发了个表情包:一只猫瘫在沙发上 ,配文“终于能睡了”。
毕业前有一次我去李伟廉堂自习,路过那间我们通宵过的教室,里面又坐着一组愁眉苦脸的大一新生,桌上还是那五层咖啡杯 ,还是那堆改到面目全非的PPT。
我拍了张照发到群里,陈明辉回了句:“告诉他们,别改字体了 。”
张薇回了个翻白眼的表情。
然后她又补了一句:“但别告诉他们我们最后A-是因为运气好。 ”
我笑着把手机揣回口袋 ,有些事,确实得自己熬一遍才懂,后来有学弟问我SMU的课业压力大不大 ,我说大,但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什么时候该停,他追问小组合作有什么技巧 ,我想了想说,找一个靠谱的队友比什么都强——实在不行,去闲虎留学网翻翻前人写的避坑帖也行 ,反正比凌晨三点还在改字体强 。
他笑了,我也笑了,李伟廉堂的灯还亮着,总有人正年轻 ,总有人正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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