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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四十分 ,九龙塘的雨忽然停了,我蹲在浸会大学传理视艺大楼外的台阶上,把相机电池一块块排开 ,像摆一排快要耗尽的心脏,屏幕里,上一段素材还是糊的:主角阿伯推着纸皮车走过旺角霓虹 ,灯光被雨打成一片碎金,可焦距始终没咬住他的背影。
那是“电影制作基础”的中期作业,三分钟短片 ,题目叫《城市呼吸》,教授陈老师在课上只说了一句:“别拍游客眼中的香港,拍一个你愿意凌晨三点还守着的地方 。 ”我选了深水埗,组里三个人:我负责导演和剪辑 ,阿哲管摄影,小敏做录音,第一晚 ,我们约好拍夜班点心师傅老陈,结果老陈临时被叫去替班,我们在茶餐厅门口等到十一点 ,只拍到一笼凉透的虾饺,阿哲把三脚架收起来,语气很轻 ,却像针:“要不换个题目?拍校园夜景,稳过。”
我没同意,来香港读电影之前 ,我在内地念的是商科,父母觉得“拍片子”不算正经出路,申请那年,我在闲虎留学网一遍遍比对课程设置和作品集要求 ,才咬牙递了浸会,如果第一份作业就退到安全区,我大概连自己那关都过不去。
第二晚补拍 ,更糟,小敏的录音杆撞上路边铁闸,一声巨响废掉整条音轨;阿哲的备用硬盘又突然读不出来 ,凌晨一点,我们坐在便利店门口吃车仔面,谁都不说话 ,阿哲说:“明天早课,我撑不住了 。 ”小敏也红了眼,我盯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 ,第一次觉得“坚持”这个词很空,空得像被雨泡过的纸箱。
转折发生在第三晚,天气预报说暴雨,我们原本打算取消 ,我却鬼使神差地背了机器出门,凌晨两点,深水埗的街市刚收档 ,清洁工开始冲地,水花溅在霓虹灯牌上,整条街像一条缓慢呼吸的鱼 ,我打电话把阿哲叫回来,他骂了我一句,还是来了 ,我们没再纠结脚本,只跟着一位收废纸的老伯走,他推车经过钦州街 ,拐进一条窄巷,停下,点烟,那一点火光在潮湿的暗处亮起时 ,阿哲突然说:“别动。”他手动对焦,我把监听耳机扣紧,小敏蹲在纸箱后面 ,连呼吸都放轻 。
凌晨三点零七分,老伯把最后一块纸皮压上车,抬头看了一眼天 ,那一瞬间,远处大厦的灯正好熄了一层,画面暗下去 ,又被他烟头的微光托住,我们拍到了,没有台词 ,没有煽情配乐,只有城市在凌晨三点不肯睡去的喘息。
后来陈老师在课上放这段片子,只说:“你们终于没拍香港的明信片。 ”片尾字幕滚完,我收到母亲发来的消息:“这么晚还在拍?注意安全 。”我回她:“快结束了。”其实我知道 ,有些东西才刚刚开始。
凌晨三点的香港教会我的,不是如何拍一个完美镜头,而是如何在镜头之外 ,承认自己也会害怕、会争吵 、想放弃,然后还是把机器架起来,那晚收工 ,我们三个人坐在路边等天光,阿哲把湿透的纸巾递给我,说:“下次还拍凌晨三点吗? ”我说:“拍 ,但得先买防水袋。”他笑了,那一刻,九龙塘的雨又落下来 ,很轻,像电影开场前的第一声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