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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思罗机场的雨斜打在出租车窗上 ,我把谢菲尔德的学生证塞进钱包最里层,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LSE ” ,他笑了一声:“好学校。”我没笑,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留在M1公路的另一端了 。
两年前的谢菲尔德,火车站外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响,整座城像一个大村庄 ,我住Endcliffe,室友来自六个国家,冬天下午四点天黑 ,大家挤在厨房煮火锅,雾气糊满窗户,导师Dr. Hughes是苏格兰人 ,银发,口音很重,我第一篇论文写砸时 ,他请我喝咖啡,说:“你不需要成为最聪明的人,只需要成为最坚持的人。”我参加登山社 ,周末去峰区,认识了林哲,他学土木,会在我图书馆熬夜时带热巧克力 ,那时我以为自己会在这里毕业,穿黑袍走过Firth Court,和朋友们在草坪上扔帽子。
可野心像一根刺,大二那年 ,我看到LSE的转学说明会海报,伦敦、金融城 、全球排名,这些词像灯一样亮 ,父母在电话里说:“LSE排名高,机会多 。 ”我心动,申请PS改了十七遍 ,找Hughes写推荐信,他沉默了一会儿,问:“你确定吗?这里有人在乎你。”我说:“我想试试。”收到offer那天 ,我在谢菲尔德图书馆前跳起来,给林哲打电话,他顿了两秒,说:“恭喜。”我没听出那两秒里的东西 。
代价从学分开始 ,LSE只承认我一半课程,意味着我要从大二重读,多交一年学费 ,伦敦房租是谢菲尔德的三倍,我搬到Zone 3,每天通勤一小时 ,晚上在中餐馆打工,周末做家教,妈妈汇钱时总说“别省 ,身体要紧 ”,可我知道,他们卖掉老家一间小铺面。
学业更残酷,在谢菲尔德 ,经济学让我相信努力就有回报;在LSE,同学来自伊顿、莱佛士、美高,他们讨论对冲基金和DCF像说母语,第一次计量期中 ,我考了48,教授在邮件里写“see me”,我坐在他办公室 ,他说:“你的数学基础不够。”我点头,出来后在Kingsway上走了三圈,不敢哭,因为路人太快 。
林哲在十月提出分手 ,他说:“你需要的是伦敦,不是我。 ”我反驳,可挂掉电话后 ,我发现自己已经三周没回他消息,谢菲尔德的朋友群起初还问我“伦敦怎么样”,后来变成峰区徒步 、酒吧quiz night的照片 ,我点赞,却插不上话,圣诞节回去,我的房间被转租给新生 ,墙上我的照片换成了球队海报,我在厨房帮忙切菜,他们聊我不认识的人,那一刻我像客人。
最难的是一月 ,父亲突发心梗,做了支架,妈妈瞒了我一周 ,因为我在准备LSE期末,我改签机票,可考试就在三天后 ,教授说不能补考,除非有医院证明,我最终没回去 ,视频里父亲说:“没事,你好好考 。”我关掉摄像头,在图书馆地下一层哭到闭馆,那晚我走在Holborn ,伦敦眼在远处亮着,我觉得自己像被撕成两半。
转折来自一封邮件,Hughes不知怎么听说我状态不好,写来:“你转学不是背叛 ,是选择,但选择都有代价,别用代价否定选择。 ”我约了学校心理咨询 ,等了六周,终于去了,我也加入LSE转学生小组 ,认识Sarah,她从华威转来,同样孤独 ,我们每周三在图书馆吃三明治,互相改论文,我把48变成65,再变成72 ,可有些东西回不来了:我和林哲不再联系;谢菲尔德毕业典礼那天,我在伦敦考试,只能在Instagram上看他们穿黑袍 。
毕业时我拿到2:1,父母来了伦敦 ,父亲瘦了很多,走路慢,他站在LSE红砖楼前说:“值了。”我笑着点头 ,心里却想:代价从来不是一张机票、一笔学费、一次分手,而是无数个微小瞬间——朋友群里的沉默、父亲手术时我缺席 、在谢菲尔德火车站知道再也回不去,伦敦政经给了我野心、平台、更硬的翅膀 ,但也让我学会,有些门推开后,身后的灯会一盏盏灭掉。
如今我留在伦敦工作,偶尔坐火车经过谢菲尔德 ,看到峰区的山,我会想起那个在Endcliffe厨房煮火锅的自己,如果重来,我可能还是会转学 ,但我会更早承认:代价比想象中大,而承认这一点,并不丢人,它只是成长的另一种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