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堪培拉读研被室友偷东西，我装了摄像头后拿到了证据

堪培拉的冬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七月的风从湖面卷过来 ，把Belconnen的街道吹得空空荡荡，我抱着超市纸袋走回那栋三层townhouse时
，手指已经冻得发麻，心里却还在盘算论文数据 ，那时我以为
，留学最难的是赶due、打工 、想家，我没想到 ，真正让我失眠的,会是和我共用厨房和洗衣机的室友 。

我在ANU读传播学硕士
，第二年因为想省房租，搬进了一间合租房 ，房东把三间卧室分别租给留学生
，我住二楼小房间，隔壁是阿凯 ，楼下是越南女孩Linh
，阿凯来自国内同一座城市，初见时特别热情 ，帮我搬行李，教我用公交卡
，还说：“都是中国人，互相照应。”来之前 ，我在闲虎留学网翻了很多租房经验帖
，自以为把合同、押金
、bond金这些坑都背熟了，却没人告诉我,最难防的是同一屋檐下的手
。

第一次丢东西 ，是钱包里少了五十澳元
，我以为是记错了，毕竟那周赶作业 ，脑子像被搅碎的纸
，第二次，是妈妈送我的银项链不见了 ，我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
，最后只能安慰自己：也许落在图书馆了，第三次 ，新买的降噪耳机也消失了，那是我打了三周工才舍得买的
，盒子还在,耳机没了。

我开始怀疑阿凯，可每次这个念头冒出来 ，我又会骂自己：他帮我搬过家
，生病时给我煮过粥，怎么可能？我甚至故意在厨房说：“最近老丢东西 ，是不是房子闹鬼？ ”阿凯一脸关切：“你门锁太旧了
，赶紧让房东修，要不我帮你找找？”他说得那么自然,我反而更愧疚 。

直到有天我赶早课忘锁门 ，回来时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
，护照还在，现金没了 ，我站在房间中央
，忽然觉得这间屋子不再是我的安全区，而是一个谁都能进来的盒子 ，我想报警，可没有证据；想搬走
，合同还有半年，押金和房租压得我喘不过气 ，那几天我几乎不在客厅停留
，回屋就反锁门,连去厨房煮面都像做贼
。

我买了一个巴掌大的家用摄像头，我没敢放在公共区域 ，只把它藏在书架顶层旧书后面
，镜头对准我的书桌、抽屉和房门，我反复确认 ，它只拍我自己的房间
，不涉及浴室 、走廊和别人的隐私，第一晚 ，什么也没拍到
，第二晚，角度偏了 ，只录到门缝里一道模糊的影子，我几乎要放弃,觉得自己像个疑神疑鬼的疯子。

第三晚,证据来了 。

那天我在图书馆改论文
，手机忽然弹出移动侦测提醒，我点开直播 ，看见阿凯用一张硬卡片拨开我的门锁
，动作熟练得让人心寒，他进来后先站了几秒 ，确认没人
，然后拉开我的抽屉，把刚取出的现金塞进口袋 ，又拿起桌上的耳机盒
，抽出耳机，对着手机屏幕照了照 ，像在检查成色
，视频里,他甚至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
。

我坐在图书馆角落，手脚冰凉 ，胃里一阵阵翻涌，那一刻不是愤怒
，是羞耻，我竟然把这种人当朋友 ，还一次次替他找理由
，我把视频备份了三份，一份存云端 ，一份发给自己邮箱
，一份拷进U盘，然后我联系了Linh ，她看完视频沉默很久
，才说她的AirPods丢时，定位曾经显示在这栋房子附近,我们决定报警。

报警前 ，我还是回了一趟家
，阿凯正在厨房煮面，看见我 ，笑着问：“今天这么早？
”我盯着他的脸，说耳机又不见了
，他立刻皱眉：“是不是落在教室？我陪你去找 。”那一瞬间，我几乎要以为视频是假的 ，直到我把手机放到桌上,按下播放
。

他脸色一点点白下去
，筷子掉在地上，几秒后 ，他扑通跪下
，说欠了赌债，被人催得走投无路 ，不敢告诉家里
，也不敢让签证出问题，他求我别报警 ，说可以赔钱
，可以马上搬走，我问他：“你偷我妈妈送的项链时 ，有没有想过我？ ”他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警察来得很快，两个警官查看了视频
，又搜查了他的房间，找到了我的耳机
、Linh的AirPods ，还有我那条已经被他拿去二手店卖掉的项链
，项链后来追回来了，但链子断了 ，像我们之间那点同乡情分
，阿凯被带走时，没有再看我 ，房东终于换了锁
，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也介入处理，我拿回了部分东西 ，却拿不回那种“回家可以放松
”的感觉 。

后来我搬到了Kingston附近的小公寓
，窗外能看到黑山塔，夜里很安静 ，我依然会锁门，依然会在出门前检查窗户
，但我没有变得冷漠，只是我终于明白 ，善良不等于不设防
，合租也不等于一家人，堪培拉的春天来的时候 ，我把那段视频删了
，不是原谅，而是不想让那间屋子继续占据我的生活 ，可有些夜晚
，我还会想起阿凯跪在地上的样子，想起他当初那句“都是中国人 ，互相照应”
，原来照应,也可以是一把伸进别人抽屉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