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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理大留学故事:那些改变命运选择

凌晨六点的拱北口岸 ,队伍像一条缓慢蠕动的河,我把书包抱在胸前,里面装着昨晚改到第三版的葡语演讲稿 ,三年前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站在这里,更没想过,一张录取通知书会把一个县城女孩的人生掰向另一条轨道。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 ,家里安静得能听见风扇转页的声音,我差一本线九分,父亲把烟按灭在搪瓷缸里 ,说:“复读吧,再拼一年 。 ”母亲没说话,只把本地专科的招生简章推到我面前 ,那几天我反复问自己:再来一年,我真的能赢吗?还是只是把同一个夏天再熬一遍?

转机来得很偶然,我在闲虎留学网读到一篇澳门理工大学的申请手记 ,里面有一句话:“中葡翻译不是天赋,是每天多背十个单词。”那句话像有人替我推开了一扇窗,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还有一所学校 ,把中文 、葡语和世界连在一起;原来澳门的大学,不只看高考分数,也看面试里那点不肯认输的劲 ,我瞒着家里准备了材料,面试时紧张得把“澳门”说成了“海边 ”,可老师笑了 ,问我:“那你愿意从海边开始吗? ”

录取通知书寄到那天,父亲沉默了很久,亲戚们轮番劝:“澳门那么远 ,学费又不低,女孩子安稳点好。”只有母亲把存折塞进我手里,说:“你去看看 ,不行再回来 。”我带着这句话,拖着两个箱子过了关 。

真正的难,是从第一堂课开始的 ,老师用葡语念例句 ,我像听一串没有字幕的雨,小组讨论时,本地同学切换粤语、英语和葡语 ,我只会低头翻词典,第一次阶段测验,我拿了全班最低分 ,那天傍晚,我坐在澳理大图书馆的台阶上,给母亲打电话 ,说想退学,母亲没劝,只问:“你回来 ,会不会后悔? ”我挂了电话,哭到路灯亮起来。

后来,导师把我叫去办公室 ,没有安慰 ,只递给我一份中葡翻译工作坊的报名表,她说:“你发音不准,但你的中文底子好 ,别拿短板去比别人的长板。”我开始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学校,在空教室里跟读新闻;周末去葡语角,硬着头皮和来自巴西、葡萄牙的同学聊天 ,最难的时候,父亲住院,我连夜过关回家 ,第二天又赶回澳门上课,跨境巴士上,我抱着电脑改翻译作业 ,窗外的海一闪一闪,像在提醒我:你已经不是那个只等分数的人了 。

毕业前,我在横琴的中葡经贸交流中心实习 ,第一次独立翻译一场企业洽谈 ,对方语速快得像放鞭炮,我手心全是汗,却意外地跟上了 ,结束后,那位葡萄牙商人拍拍我肩膀,说:“你的中文 ,让我觉得这趟没白来。”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连“海边 ”都说错的自己。

如今我留在湾区工作,偶尔回澳理大看导师 ,父亲会在电话里跟亲戚说:“我女儿做中葡翻译的 。”语气里有种笨拙的骄傲,我常想,命运的改变并不发生在收到通知书的那一秒 ,而发生在每一个想放弃却还是起床过关的清晨,拱北口岸的风依然潮湿,队伍依然很长 ,但我知道 ,对岸不只有教室,还有一个被选择重新打开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