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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本科挂科被开除,我申诉成功转学继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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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邮件抵达时,墨尔本正值凌晨三点 ,屏幕的冷光照在我脸上 ,标题只有一行:Notice of Exclusion,我盯着“excluded ”这个词,像盯着一个忽然变得陌生的英文单词 ,窗外电车轨道空空荡荡,室友的鼾声从墙后传来,而我听见自己心脏撞击肋骨的声音 。

三年前,我不是这样的 ,我拖着两个行李箱落地时,觉得南半球的阳光都在替我鼓掌,爸妈在视频里说:“好好读 ,家里都靠你了 。 ”我点头,像所有刚出国的学生一样,以为只要努力 ,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可现实是,第一堂会计课我就只听懂了三分之一 ,小组讨论时 ,本地同学语速飞快,我笑着点头,其实手心全是汗。

第一学期,我勉强及格 ,第二学期,父亲工厂出事,夜里我打越洋电话 ,白天去餐厅端盘子,那门微观经济学,我期中挂了 ,期末也没救回来,学校发来警告信,我骗自己:下次一定行 ,第三学期,女朋友提出分手,我整夜失眠 ,白天在图书馆对着同一页书发呆 ,三门课亮起红灯,Show Cause 邮件像一张传票,我胡乱写了解释信 ,没有医疗证明,没有心理咨询记录,只有一句又一句“我会努力” ,结果并不意外——开除。

真正可怕的不是“开除”两个字,而是它后面的连锁反应,学生签证可能取消 ,房租下周到期,妈妈发微信问“钱够不够 ”,我回“够” ,其实银行卡里只剩八十多澳元,我甚至查了回国的机票,想着怎么编一个体面的理由 ,说我想家了 ,说课程不适合我,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连外卖都不敢点,怕开门时遇见房东 。

是一个朋友把我拉出了房间,她叫小林,读教育系 ,平时说话温吞吞的,那天却异常坚决:“你有二十一天可以申诉,你不试 ,就真的结束了。”她带我去见国际学生权益顾问,顾问没有安慰我,只问:“你愿意把失败摊开来讲吗?不是找借口 ,是讲清楚发生了什么,以及你准备怎么改。 ”

我用了整整一周准备材料,校医给我开了适应障碍和中度抑郁的诊断 ,心理咨询师写了就诊记录 ,我翻出父亲住院的证明、汇款单 、兼职排班表,也第一次认真回看自己的成绩单,申诉信改到第七版时 ,我终于不再写“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而是写:“我承认我没有及时求助,也没有在第一次警告后做出有效改变 ,以下是我具体的补救计划:减课 、每周两次学习辅导、固定心理咨询、每两周与课程导师会面 。”

听证会那天,我穿着唯一一件熨平的衬衫,坐在三位委员对面 ,中间那位教授问我:“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应该再相信你? ”我喉咙发紧,却还是说:“不是觉得应该,是我知道第一次我失败了 ,但我想证明,我能用正确的方式学习,如果你们给我机会 ,我会接受所有条件。”

等待结果的那十天 ,比挂科更漫长,第十天下午,邮件来了:Appeal upheld ,开除决定被撤销,但学校建议我转学,并同意出具 Release Letter ,我坐在电脑前哭了很久,不是委屈,是那种从深水里终于浮上来的喘息。

后来,我申请了悉尼一所大学 ,转学分只认了一半,意味着我要重读几门课,也意味着我要多待一年 ,新学校不大,老师记得我的名字,我不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硬扛 ,去学习中心改论文 ,参加同伴学习小组,把兼职减到每周一天,第一学期 ,我全部通过;第二学期,拿到两个 Credit;第三学期,我第一次看见成绩单上出现 Distinction ,那天我没有发朋友圈,只给爸妈打了个电话,说:“我还在读 ,读得挺好 。”

我走在悉尼的校园里,蓝花楹落了一地,偶尔有人问起我为什么比同届晚毕业 ,我不再含糊其辞,我会说,我在澳洲本科挂过科 ,被开除过 ,也申诉成功,转学继续读书,那封凌晨三点的邮件没有成为我的句号 ,它只是把我逼到墙角,让我终于学会开口求助 、承认失败、然后一步一步爬回来。

如果你也在深夜收到过坏消息,请先别关掉电脑 ,去找那个愿意帮你的人,写下第一行申诉,迈出下一步 ,挂科不是终点,被开除也不是,真正的转折 ,往往发生在你最想逃跑的那一刻,却选择留下来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