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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科大法学留学,LLM方向澳门留学体验

在澳门 ,我学会与不确定共处

飞机降落澳门的那天,机舱窗外是灰蒙蒙的海,我攥着澳科大法学硕士的录取通知书 ,心里却空落落的——本科四年的法学训练让我习惯了确定性:法条有标准答案,案例分析有既定路径,连期末考试都有重点可循 ,可澳门不一样 ,这座城市的街巷蜿蜒得像迷宫的肠子,葡式碎石路在雨里泛着湿漉漉的光,而我要在这里开始一年的LLM生活 。

第一堂《比较法导论》就给了我当头一棒 ,教授是位葡萄牙裔的老先生,留着一撮灰白的山羊胡,开口便是:“法律不是逻辑的产物 ,是历史的分泌物。 ”他让我们比较澳门《民法典》与内地《民法典》中关于“善意取得”的条文,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字法条对照,他却只回了句:“你告诉我 ,为什么澳门人愿意相信一个公示系统?”我哑然,那一学期,我几乎每周都要在图书馆熬到凌晨 ,翻葡文文献翻到眼睛发酸,还得对着澳门本地判例猜立法者的意图——那些判例写得像散文,法官会在判决书里引用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夜 ,我在学校食堂撞见同班的澳门本地同学阿康 ,他正对着手机屏幕发愁,我凑过去一看,他在给内地朋友解释“澳门为什么没有死刑 ” ,他说着说着突然卡住,转头问我:“诶,你们内地法学怎么论证死刑的正当性来着?”那一刻我意识到 ,我带来的那套知识体系在这里并非失效,而是需要重新“翻译”,于是我们干脆在食堂餐桌上画起了思维导图 ,左边是内地的“报应刑论 ”,右边是澳门的“人道主义传统 ”,中间连了一根虚线 ,写着“文化基因差异”,后来这顿晚饭变成了每周一次的“法律夜话”,阿康教我读葡文判决里那些隐晦的价值判断 ,我给他讲内地的指导性案例制度 ,我们都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比课堂更接近LLM本质的事——在两种法律传统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 。

真正让我“落地 ”的,是那次模拟法庭 ,我们组抽到的案子涉及澳门博彩业与内地刑法管辖权的交叉地带,我负责辩护方,整夜没睡查《刑法》属地原则 ,可到了场上,对方律师突然抛出一个问题:“你引用的内地司法解释,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有法律效力吗?”我愣了三秒 ,那三秒里,我脑子里闪过无数法条,最后却只说了一句:“我们需要先讨论‘法域’的定义。”庭下教授笑了 ,点评时说:“你终于不再把内地法当作唯一坐标了。 ”

离开澳门那天,我又路过那条碎石路,这次我没开导航 ,却拐进了从未走过的巷子 ,尽头是一家百年凉茶铺,老板用粤语跟我聊了几句,顺手给我指了条去机场的近路 ,我突然想起这一年里那些“不确定”的时刻——第一次看不懂葡文判决时的窘迫,第一次发现法条背后藏着文化密码时的惊奇,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能在两种法律语言间“翻译”时的笃定 ,法律从来不只是条文,它是特定时空里人对秩序的想象,而我这一年学会的 ,正是在想象与想象之间,找到那个可以对话的缝隙 。

对了,如果你也在寻找这种“缝隙 ” ,不妨去看看闲虎留学网——我当初就是在那上面读到一位学姐写的澳门求学札记,才下定决心来的,现在想想 ,那篇札记里没说谎:澳门这地方 ,会把你打碎,再让你自己拼起来,拼好的你 ,不再执着于答案,而是爱上了提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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