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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课结束时,我盯着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三行英文 ,手心全是汗,圣若瑟大学的阶梯教室不大,冷气却很足 ,教授刚用带着葡语腔调的英语讲完“组织行为学 ”的案例,转头就让邻座讨论,教室里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英文、粤语和葡萄牙语,我张了张嘴 ,发现自己连“我同意,都说得磕磕绊绊,那一刻 ,雅思6.5分像一张过期的船票,根本渡不了我上岸 。
申请季时,我在闲虎留学网上翻到圣若瑟大学硕士项目的页面 ,全英授课 、小班讨论、多元文化课堂,几乎是一眼击中了我,工作两年后重回校园 ,我原以为最大的挑战是学费和房租,没想到第一周就被语言按在地上摩擦,教授Dr. Silva语速不快 ,但连读和口音像缠在一起的耳机线;本地同学阿Kay和葡萄牙男生Mariana讨论时切换频道,我常常刚听懂上一句,下一句已经翻篇,小组作业分组那天 ,我攥着名单,听见阿Kay说“我们进度要快一点”,心里咯噔一下 ,仿佛自己成了拖后腿的那个人。
第一次小组展示前夜,我对着PPT练到凌晨两点,把每句英文都写下来背 ,可站到台前,Mariana刚问完“What’s your main finding”,我脑子一空 ,背好的句子全碎成单词,那节课后,Dr. Silva把我叫到走廊 ,说:“Your content is solid, but you need to own your voice. ”我点头,鼻子发酸,回宿舍路上,澳门的风黏糊糊的 ,我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路。
转折发生在期中,小组要交一份市场分析报告,阿Kay负责框架 ,Mariana做访谈,我主动认领数据整理和可视化,为了不被落下 ,我每天泡在图书馆,把课堂录音反复听,模仿教授的重音;用共享文档把任务拆到小时 ,约大家线上开会,展示那天,我负责讲数据部分 ,开头仍然紧张,但讲到第三页时,我抬头看见Dr. Silva在点头,结束时 ,他说:“Clear storytelling. Good job.”那一刻,我没有狂喜,只是悄悄松了口气——原来全英授课不是要求我变成母语者 ,而是逼我学会用另一种语言把想法说清楚 。
后来,课堂辩论我敢举手了,语法错误还是有 ,但没人笑;食堂点餐不再用手指菜单,而是硬着头皮说“less rice, please”;期末个人演讲,我提前两周对着镜子练 ,把“um”和“actually ”一个个揪出来,答辩那天,教授连问三个问题 ,我答得不算完美,却完整,走出教室,阿Kay拍我肩膀说:“你进步好大。”我笑了 ,想起第一堂课那三行歪歪扭扭的英文,突然觉得它们也没那么难看。
毕业典礼上,我把那本旧笔记本塞进包里 ,全英授课的真实体验,从来不是短视频里那种流利自信的滤镜,而是深夜图书馆的台灯、小组群里删了又打的句子 、以及一次次硬着头皮开口后的如释重负 ,圣若瑟的硕士故事没有奇迹,只有一个普通学生,在另一种语言里慢慢找回了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