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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监视器里,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凌晨三点零七分 ,我蹲在义安理工学院那间闷热的工作室里,手里还攥着半瓶已经没气的矿泉水,眼泪突然掉下来 ,不是委屈,是那种把最后一颗螺丝拧紧后,整台机器终于不再晃动的松脱感。
两年前 ,我刚来新加坡读媒体制作,来之前,我在闲虎留学网上翻过义安理工的课程介绍 ,那时我只看见宣传照里明亮的走廊 、整齐的剪辑室,没看见凌晨三点工作室里发烫的灯,也没看见一个中国留学生被毕业设计逼到墙角的样子 。
我们的毕业设计是一部八分钟短片,叫《回程》 ,故事讲一个中国学生放假回国,却在机场发现自己已经不太知道该用哪种语气和父母说话,剧本是我写的 ,组里还有本地同学Wei Jie、Priya和Hafiz,导师Mr Tan看完初稿只说了一句:“情绪不是靠台词说出来的,是靠镜头等出来的。”这句话后来成了我的噩梦。
拍摄前一周 ,主演突然被兼职公司临时排班,发来消息说不能来了,我们四个人在食堂坐到打烊 ,Priya用纸巾画分镜,Hafiz一直挠头,Wei Jie把吸管咬得扁扁的 ,我嘴上说“没事,再找 ”,心里却像被人抽走一块地板,更糟的是 ,原本申请好的组屋楼下拍摄点被居民投诉,校方也不批夜间走廊拍摄,我们只剩工作室和停车场 。
拍摄当天又下暴雨 ,新加坡的雨说来就来,像有人把整桶水从天上倒下来,我们抬着脚架跑进停车场 ,鞋里灌满水,反光板被风吹得啪啪响,拍到晚上十一点 ,摄像机突然提示电池故障,备用电池也在上一场戏耗得只剩一格,Priya忍不住冲我喊:“我们是不是太贪心了?”我回了一句重话 ,她转身不说话,空气里全是湿热和胶带味,我站在柱子后面,第一次认真想:要不就这样交一个半成品算了。
我给妈妈发视频 ,她那边是晚上,背景里有电视声,她没问我拍得怎么样 ,只说:“你声音哑了,去喝水。”我挂了电话,更想哭 ,Hafiz不知从哪弄来一杯热奶茶,塞到我手里,说:“先拍完 ,再吵架 。 ”Wei Jie把最后一块电池装上去,冲我点头,我们决定删掉两个复杂镜头 ,只保留一个:主角在空荡的停车场回头,看见远处组屋窗户一盏盏熄灭。
凌晨一点半,保安来赶人,我们解释是学生作业 ,他皱着眉看了半天学生证,最后指指角落:“快点,别挡道。”我们像做贼一样把灯架挪到楼梯口 ,凌晨两点,主演终于赶到,头发被雨淋得贴在额头上 ,她喘着气说:“对不起,我下班就来了 。”那一刻我什么气都没了。
最后那个镜头拍了七遍,第一遍 ,远处有车灯;第二遍,收音里进了虫鸣;第三遍,我喊停 ,因为主演的眼神太用力,到第六遍,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她回头 ,没有哭,只是很轻地呼了一口气,监视器里 ,背景的灯一盏盏灭下去,她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处 ,我盯着屏幕,忽然觉得这半个月的争吵、暴雨 、坏电池、被赶走的夜晚,全都落在了那个眼神里。
凌晨三点零七分 ,我喊了“收工 ”,没有人欢呼,大家只是慢慢把线缠好 ,Priya走过来,递给我一块已经化掉的巧克力,说:“刚才对不起。”我摇头,说:“是我太急 。”Wei Jie在旁边笑:“你们中国人拍片都这么拼吗? ”我也笑 ,说:“可能只是我比较怕输。”
后来片子放映,Mr Tan看完沉默了几秒,说:“最后那个镜头 ,等到了。”我坐在黑暗里,鼻子发酸,毕业设计教会我的 ,不是怎么把画面拍漂亮,而是怎么在所有人都想撤的时候,再多撑一个镜头 ,凌晨三点不是最苦的时刻,它只是把一个人逼到极限后,终于肯承认:我不是一个人在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