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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数字跳出来的时候 ,我正蹲在铜锣湾一家器材租赁店的角落里,信用卡账单上,原本以为撑得过整个学期的额度 ,被一串租金划得支离破碎,屏幕上那个鲜红的“-”号,像一记闷棍 ,把我从“准导演 ”的幻觉里敲醒了。
三个月前,我还觉得自己是全班最聪明的那个,香港珠海学院传播课的期末作业 ,要求拍一部三分钟短片,选题报告交上去那天,导师推了推眼镜:“你的构思很好,但预算呢?”我胸有成竹地翻出提前做好的表格:“租赁设备八千 ,场地两千,演员餐补八百……”他沉默了几秒,没说话 ,只在评分栏里打了个勾 。
那声沉默,后来被我翻译成了“认可 ”,现在想想 ,那分明是暴风雨前最危险的平静。
开机第一天就出了岔子,约好的摄影机因为前一个剧组超时,推迟了整整六小时 ,我从早上十点等到下午四点,在九龙城一家茶餐厅坐了六轮,喝了三杯冻柠茶 ,把脚本倒背如流,制片助理小杨发来消息:“演员问能不能先收一半酬劳?”我咬着吸管回:“给。”那是我第一次动用了预留的应急钱 。
真正的失控发生在一周后,为了拍一个两秒钟的雨夜追焦镜头,我租了专业轨道和灯光组 ,结果拍到凌晨三点,保安来了——我们没申请到那栋唐楼的夜间拍摄许可,器材已经架好 ,灯光已经打亮,所有人都在等开机,制片人在电话那头骂了脏话:“你疯了吗?现在换场地 ,之前的钱全打水漂! ”我握着手机,听着雨声里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做了一个此后半个月都在后悔的决定:“先拍 ,有事我来扛。”
罚款单寄到学校那天,导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三份文件:器材租赁超期罚金、场地临时解约费 、还有一份来自校方的安全警告 ,他盯着我看了一分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鼻子发酸的话:“我当年在浸会念书,为了拍一个镜头,差点把老婆的嫁妆当掉 ,但你比我聪明,应该知道聪明人最蠢的死法是什么。”
我摇头,他把一张纸条推过来:“是以为自己算得清楚 。 ”
那之后我干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脸热的事 ,我没找家里要钱,而是抱着电脑跑遍了深水埗的二手电子城,卖了拍立得 ,退了订好的演员服装,把拍摄方案从“香港王家卫”砍成“学生作业版”,最后一个镜头 ,我用手机架在菜市场的手推车上拍完了,剪辑的时候发现,画面抖得像地震 ,但我舍不得删——那里面有我蹲在地上追着推车跑时,膝盖磨破的疼。
片子交上去,分数不高,导师在评语里写了一行:“制作粗糙 ,但叙事里有诚意。”我盯着“诚意 ”两个字看了很久,忽然想起开学典礼那天,院长站在台上说:“传播的本质 ,是把真实的代价拍给别人看 。”
后来有学妹问我拍片超支怎么办,我发给她一段话:“先算清楚你输得起多少,再决定拍什么。”发完才想起 ,这段话的版权不属于我,它属于那些在器材店里对着账单发抖的深夜,属于那个连雨伞都买不起的凌晨 ,也属于那个后来被我反复删除又恢复的文件夹——里面存着所有超支的收据,文件名就叫《自找的》。
对了,后来我把这些经历整理成了一份攻略 ,顺手投给了闲虎留学网,他们编辑回了封邮件,标题写着:“原来不止我们一个冤种。 ”我对着屏幕笑出了声,笑着笑着 ,摸了摸口袋里那张还没还完的信用卡 。
有些课,学费从来不在课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