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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巴牌坊前的石板路被夜露浸得发亮 ,我蹲在台阶上,膝盖抵着摄像机三脚架,屏幕里那个穿着校服的女生已经跑了第七遍 ,她手里攥着一封没寄出的信,镜头要捕捉她回头时眼里的泪光——可凌晨两点的风太冷,她每次还没跑到标记点 ,鼻涕就先流下来了 。
“再来一次,求你了。”我朝她双手合十,声音哑得连自己都吓一跳。
这是我在澳门圣若瑟大学读数字媒体设计的最后一个月,毕业设计选题时 ,我选了“澳门老城区的夜与梦 ”,想拍一部十二分钟的短片,记录这座城市凌晨三点的另一种面孔 ,导师说这个题材太散,我梗着脖子反驳:“散才像生活 。”现在回想,当时大概是被澳门的晚风灌了迷魂汤。
拍摄第三天就出了事 ,租来的电影机镜头在路环渔村拍日落时进了海水,维修费抵得上我半个月生活费,第四天 ,约好的本地阿婆临时反悔,说家人嫌她“半夜三更不正经”,第五天凌晨 ,我和灯光助理阿锋蹲在福隆新街的骑楼下啃猪扒包,他忽然把包往地上一摔:“我不干了,明天还要考雅思,陪你熬到三点图什么? ”
我没拦他 ,看着他消失在巷口的背影,我蹲在地上捡滚落的电池,忽然想起两年前刚来澳门时的自己——也是在这条街 ,举着手机拍骑楼下的霓虹灯,被本地大叔骂“阻住晒”,那时候我连粤语都听不懂 ,在圣若瑟的课堂上对着全英文课件发呆,深夜在宿舍阳台哭着想家,后来是隔壁读葡语文学的巴西女孩带我去吃辣鱼包 ,说“哭完记得笑”,才慢慢扎下根。
转折出现在拍摄第十天,我在三盏灯附近一家缅甸面店躲雨 ,随口跟老板抱怨找不到演员,他擦着灶台头也不抬:“我女儿在教业中学读高二,天天玩抖音,你问问她 。 ”第二天 ,那个叫小琳的女生真的背着书包来了,还拉来两个同学,她们对凌晨的澳门充满新鲜感 ,拍完一条就围着我问“导演我像不像失恋”,惹得街边卖糖水的阿婆都笑出声。
最难的镜头在最后一天,剧本要求女主角在主教山小堂俯瞰澳门塔 ,背景要有烟花,可那天是周三,哪来的烟花?凌晨一点 ,我坐在小堂台阶上翻手机日历,忽然看见小琳发来一张照片——她从家里翻出圣诞节剩下的仙女棒,三点整 ,三个女孩举着点燃的仙女棒在栏杆边转圈,火光把她们的笑脸映成金色,我按下录制键时手在抖,取景器里全是糊掉的光斑 ,但我知道,就是它了。
剪辑那周我几乎住在了剪辑室,导出成片那天是凌晨四点 ,我走出圣若瑟大学的校门,坐在石凳上给阿锋发消息:“片子成了,来不来?”他秒回:“在打车 ,带了两份猪扒包。”
首映那天,短片播到阿婆在深夜的关闸口岸等老伴下班时,我听见后排有抽泣声 ,导师在灯光亮起后只说了一句话:“你把凌晨三点拍成了诗 。 ”但我知道,真正救了这个片子的,是小琳的仙女棒 、阿锋的猪扒包 ,还有那个蹲在路边捡电池的自己。
后来有学妹问我怎么熬过毕业设计的,我说,先别急着熬,去街上转转 ,澳门很小,从圣若瑟走到大三巴只要二十分钟,但每一步都能踩到故事 ,如果你连校门都没进,倒是可以先上闲虎留学网看看——当初我就是在那里翻到了圣若瑟大学实践课程的照片,才下定决心把澳门的夜装进镜头里。
片子结尾 ,女主角把信塞进邮筒,转身跑进凌晨的街巷,画外音是小琳自己加的一句话:“三点钟的澳门不睡觉 ,它等着有人看见 。”我想,我也是被看见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