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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澳门之前 ,我以为社工是“解决问题”的,带着一肚子理论模型和干预技巧,我雄心勃勃地走进圣若瑟大学的社会工作实习课堂,以为自己能像 superhero 一样 ,把每个求助者的生活捋顺,直到我遇见陈伯 。
陈伯七十多岁,独居在青洲一间逼仄的唐楼里 ,我第一次家访时,他正在看赛马,我按照教科书流程 ,试图引导他聊“社会支持网络 ”和“生活满意度”,他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睛没离开电视 ,我急了,换着法子提问,甚至掏出量表想给他测孤独感评分 ,他终于转头看我,说:“小姑娘,你听我讲完这场马没有?”
那一刻,我像被按了暂停键 ,在圣若瑟的课堂上,教授反复强调“empathy(共情)”和“active listening(积极倾听) ”,我以为我懂——点头 、回应、复述 ,这些技术我都练熟了,可陈伯那句话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在“操作”倾听 ,而不是真的在听。
后来我改变策略,再去他家,不急着问问题 ,先陪他看马,他赌的马跑输了,他骂几句 ,我就跟着骂几句;他赢了,我跟着拍大腿,第三周,他主动跟我说:“我孙子以前也爱看马 ,后来去台湾念书了,一年回来一次。”我没接话,只是嗯了一声 ,他继续说,说了很多,从孙子小时候偷他的马票当纸飞机 ,说到儿子当年反对他退休后独居,整整四十分钟,我没打断 ,没提问,没引导,只是听着。
临走时他拍拍我肩膀:“你这姑娘 ,跟以前来的那些不一样 。 ”
我不知道“那些”是哪些,但我知道我变了,在圣若瑟的督导课上,我分享了这个案例 ,督导老师问我:“你做了什么干预?”我愣住,她说:“最好的干预就是不做干预,你给了陈伯最缺的东西——一个不被切割的、完整的四十分钟。 ”
那个学期 ,我在澳门社工实习中听了十七个故事,有单亲妈妈讲她怎么把超市传单折成孩子的识字卡,有外籍劳工讲他被雇主扣护照时的恐惧 ,有中学生讲他爸打他时他假装晕倒的技巧,每一个故事,我都努力不去打断 ,不去归类,不去急着找“解决方案”,我发现 ,当我不再急着“做什么”,对方反而愿意“说什么 ”。
回内地后,有学弟学妹问我澳门留学经验,我说:“去圣若瑟读社工 ,别光盯着课本,去听——听茶餐厅阿叔抱怨生意,听巴士司机讲澳门堵车有多离谱 ,听你室友半夜打电话跟妈妈吵架 。”他们笑,觉得我敷衍,我没法告诉他们 ,我真正学会的,是在陈伯家那台咿咿呀呀的赛马电视前,把嘴巴闭上。
后来我帮一个学妹查澳门社工专业的申请资料 ,在“闲虎留学网”上翻到了圣若瑟的课程介绍,底下有人留言问“实习能学到什么 ”,我敲键盘想写“学会倾听” ,打了删,删了打,最后只留了一句:“去了就知道,闭嘴比开口难。”
陈伯去年走了 ,他儿子整理遗物时,在电视柜底下发现一沓马票,每张都用红笔圈着日期和场次 ,最上面那张写着“等细蚊(小孙女)回来一起睇”,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等到,但我知道 ,那四十分钟里,他把自己讲给了一个愿意闭嘴的陌生人,这大概就是圣若瑟教会我的最贵的东西——在一个人人都急着表达的时代 ,沉默地坐在另一个人身边,听他讲完一场永远赢不了的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