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小组作业，我遇到划水队友

凌晨两点四十七分 ，我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份还没排完版的小组报告
，第一次觉得香港的夜这么安静，窗外是九龙塘湿漉漉的灯光 ，图书馆里只剩零星的键盘声
，而我的手机群聊里，阿哲的头像依然是灰的。

这门课叫“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 ，小组报告占四成，开学第二周
，教授让我们随机分组，我和Mia、Ken ，还有阿哲成了队友
，阿哲是本地生，穿着时髦 ，讲话很活络
，第一次开会就拍着胸口说：“竞品分析交给我，给我三天 ，保证搞定 。
”我和Mia负责消费者调研
，Ken做数据模型，分工看上去漂亮得像一张精心设计的海报
。

可三天后 ，阿哲没出现
，第五天，他说实习临时加班 ，第七天，他在群里发来两个幻灯片
，标题很大，内容却空得能听见回声 ，最要命的是
，他写“某品牌在东南亚市场份额高达73%”，没有来源 ，没有年份
，连数据口径都没有，我私聊他 ，他回得很快：“AI帮我找的
，应该没问题吧？你们先整合。 ”那一刻，我盯着“应该
”两个字 ，心里像被塞进一块冰 。

截止前一周
，我们约在城大李达三叶氏楼讨论，阿哲迟到四十分钟 ，坐下十分钟就说要接电话，之后再没回来
，Mia气得把笔一摔，Ken沉默地把他那两页PPT从头到尾改了一遍 ，我们不是没想过直接告诉教授
，可又怕被说不懂团队合作，于是我和Mia熬夜重做调研 ，Ken重新跑模型
，阿哲那份“竞品分析”几乎被我们推翻重写
。

最崩溃的那晚，我一边改报告一边刷手机 ，偶然在闲虎留学网看到一篇学长写的港校小组作业复盘
，里面有一句话像针一样扎进我眼里：善良要有边界，替别人兜底之前 ，先留下证据
，我愣了很久，然后把群聊记录 、会议签到
、文档版本历史全部整理进一个文件夹。

第二天 ，我在群里明确说：“周三晚上十点前，阿哲你把最终版交上来
，否则我们会按实际贡献填写peer evaluation 。 ”他回了一个“OK”，然后又消失了 ，周三晚上十一点
，他发来一页从网上复制来的内容，连字体都没统一 ，我没有再替他改
，而是把那一页和我们重写的版本一起发给了教授，附上时间线和分工记录。

presentation那天 ，阿哲终于出现了
，他穿着衬衫，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教授在Q&A环节问他：“你负责的竞品分析里
，为什么市场份额和行业报告差距这么大？
”他站起来，嘴唇动了动 ，说“因为……因为资料比较新”，教授追问来源
，他沉默了，那一瞬间 ，教室里的空气像被抽干
，我按下了准备好的补充材料，解释了数据修正过程 ，也说明我们组最终的结论
。

下课后
，阿哲在走廊叫住我，他没了平时那股轻松劲儿 ，低声说：“对不起
，我最近家里有事，兼职也排得很满 ，我以为你们会帮我收尾。 ”我看着他
，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愤怒，我说：“你可以有难处 ，但你不能把难处变成别人的义务 。
”他点了点头，眼睛红了
。

后来教授给了小组一个不错的整体分
，但peer evaluation做了个别调整，阿哲的分数不高 ，却也没有被全盘否定
，我们四个人没有变成好朋友，却在最后一次小组复盘时 ，第一次把“谁负责、谁决定 、谁承担”说得清清楚楚。

那晚走出教学楼
，香港的风带着海味，我忽然明白 ，留学里最难的一课
，有时不在课件里，而在一次差点被拖垮的小组作业里 ，你可以善良
，可以帮忙，但不能替一个成年人把责任也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