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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理工计算机留学,实验室澳门留学日常

第一次走进那间实验室时,我手里攥着一杯还没喝完的冻柠茶 ,杯壁的水顺着指缝往下淌,澳门九月的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带着一点海腥味 ,也带着我完全陌生的潮湿 ,门禁“嘀 ”一声打开,导师陈教授把一张写着工号的卡递给我,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工位 ,电脑可以慢,但脑子不能慢。”我点头,笑得有点僵 ,心里却像被那台嗡嗡作响的服务器搅乱了节拍 。

我是来澳门理工大学读计算机硕士的,申请那年,我在闲虎留学网上翻到一位学长写的实验室经验帖 ,里面有一句话我记了很久:澳门的实验室不大,但海风会把人的焦虑吹得很具体,真正到了这里 ,我才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具体到每天早晨从青洲的出租屋出门,挤上巴士,穿过水坑尾的人流;具体到实验室里三台旧服务器轮流发出低频噪音;具体到周会上 ,本地同学阿俊用粤语飞快地补充数据标注规则 ,而我只能盯着投影幕布,假装自己听懂了七成。

我们组的项目是做旅游客流预测,澳门地方不大 ,游客却像潮水,节假日一来,大三巴附近的人流能把导航都逼疯 ,陈教授希望我们用多源数据做一个短时预测模型,给景区分流提供参考,听起来很酷 ,做起来却很狼狈,第一版数据爬取程序跑了三个晚上,第四天早上我发现网页反爬升级 ,抓下来的字段全乱了,我熬到凌晨两点改规则,第二天组会展示时 ,模型在测试集上的误差高得离谱 ,阿俊皱着眉说:“你是不是把节假日的样本混进工作日了? ”我嘴上说“我再查 ”,心里却像被当众戳破的气球。

那段时间,我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宿舍 ,凌晨一点,保安来巡楼,敲敲门说“仲未走啊”;我抬头笑笑 ,继续盯着屏幕上调不完的参数,Rita是组里另一个女生,葡语和广东话都很流利 ,她负责整理酒店和口岸的辅助数据,有一回我们因为标注标准吵了起来,我觉得她太保守 ,她觉得我太想当然,会议桌不大,火药味却把空气撑得很满 ,陈教授没有劝架 ,只把一叠打印纸推到我们面前:“先别争模型,先争数据,你们谁能把同一个样本解释三遍 ,三遍都一样,再谈谁对 。”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十月,那晚台风逼近 ,澳门挂起八号风球,学校停课,实验室却突然报警——机房空调排水管堵了 ,水正沿着墙脚往服务器机柜爬,我在群里看到消息时已经洗完澡,犹豫了十几秒 ,还是抓起外套冲了出去,雨横着打在脸上,巴士停了 ,我从青洲一路走到学校 ,鞋里全是水,到实验室门口,阿俊已经在了 ,他卷着裤脚,手里拎着两块防水布;Rita随后赶来,抱着一箱干燥剂 ,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提之前的争吵,只忙着搬机箱 、拔电源、拿风扇吹地板,陈教授赶到时 ,看见我们蹲在地上用纸巾吸水,忽然笑了一下:“研究做不出来可以重来,数据丢了也能重采 ,但人得先学会一起扛事 。 ”

那晚之后,项目像是被重新拧紧了螺丝,我不再执着于一步到位的复杂模型 ,先跟着阿俊把样本按节假日、天气 、口岸客流重新分层;Rita把她整理的数据做成可视化清单 ,逼着我们逐条核对,复现实验那天,我在实验室坐到凌晨 ,窗外风停了,海面黑得像一块布,模型终于跑出稳定结果时 ,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反而先给阿俊发了条消息:“这次误差降了,你看看是不是我又漏了变量。”他回了一个“明早一起睇”。

学期末 ,我们在澳门一个智慧旅游交流活动上展示项目,台下有人问:“你们的数据量不大,为什么还要做? ”我愣了一下 ,想起台风夜湿漉漉的地板,想起周会上那些听不懂的粤语,想起自己曾无数次怀疑“我是不是不适合做研究” ,我回答说:“正因为不大 ,才要把每一个样本都当回事,实验室教会我的,不是一次跑通 ,而是跑不通的时候还愿意回来 。”

活动结束后,我们三个人去吃了葡挞,阿俊说我的普通话里开始混进一点广东话尾音 ,Rita笑我点餐终于不再只会说“这个 ”,我望着窗外被夕阳染亮的街巷,忽然觉得留学这件事并不总是宏大叙事 ,它更多时候是一间实验室 、几台旧服务器、一场台风、一次争执和一顿迟到的晚饭,澳门很小,小到每天走的路都差不多;但那些日常又很大 ,大到足够让一个曾经只会盯着进度条的人,慢慢学会抬头看人 、看海、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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