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S法学留学，研读判例挑战多多

凌晨一点，新加坡的雨还在下 ，图书馆落地窗外的棕榈叶被风吹得发亮
，我面前摊着三份判例，荧光笔划得密密麻麻 ，却仍像隔着一层雾
，那一刻，我第一次怀疑自己：一个在国内法学院靠背诵法条拿高分的人 ，真的能在SUSS的普通法课堂里活下来吗？

决定去新加坡读法
，是在大三的深夜，我在闲虎留学网上翻到SUSS法学院的课程介绍 ，屏幕的光照着一句“以判例研习为核心 ”，我心动又心虚
，申请 、签证
、租房一路跌跌撞撞，等我拖着两只行李箱站在校园里时 ，热带的阳光几乎要把人晒化
，可真正让我发冷的，是第一堂合同法课。

教授Dr. Tan没有发讲义 ，只把一长串案例编号投在屏幕上
，说：“下课前，告诉我Carlill案里哪一句话构成了要约 。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声 ，我低头狂翻PDF
，英文判例像藤蔓一样缠住眼睛：长句套长句，法官的旁论与判决理由混在一起 ，我甚至分不清哪一段才是“ratio decidendi”
，旁边的本地同学Marcus已经敲起键盘，而我的笔记还停在第一页
。

那天下课前 ，我被点名，我站起来
，喉咙发紧，只说出一句“大概是……广告里的承诺？ ”Dr. Tan没有笑 ，也没有责备
，只轻轻说：“林然，判例不是故事 ，它要你找出规则
，然后和事实咬合。
”我坐下时，耳朵烧得厉害 。

真正的低谷来得更快 ，期中作业要求分析一宗过失侵权判例
，我熬了三个通宵，交上去的论文却被批注得满篇红：“你引用了判决 ，却没有区分obiter dicta；你的IRAC结构缺了Issue与Application之间的桥
。”分数下来
，离及格只差两分，那晚我坐在宿舍地板上 ，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说想放弃，电话那头沉默很久
，母亲只说：“你不是最会啃硬骨头吗？ ”

可硬骨头比我想的硬，小组讨论时 ，Priya语速飞快
，Marcus习惯用新加坡式英语夹着法律术语，我常常要反应两秒才跟上 ，有一次我提出一个观点
，Marcus皱眉说：“That’s not the holding.
”我脸上挂不住，回宿舍把那份判例重读了五遍 ，逐段标出事实、争点 、判决理由和旁论
，才发现自己确实把法官的一句假设当成了规则，那种羞愧比考试不及格更难受。

后来我学会笨办法：每读一个判例 ，先画时间线
，再把双方主张写成两列，最后用一句话概括“法院为什么这样判” ，我去旁听高年级的模拟法庭，把学长说的“先找规则
，再套事实 ”写在便利贴上，贴在电脑边 ，Dr. Tan也约我谈过一次
，他没讲大道理，只给我一张空白表格：“Case, Issue, Rule, Application, Conclusion ，你先把桥搭起来
，再想修辞 。”

转折发生在一个模拟法庭练习，题目是一宗合同纠纷 ，我负责为被告辩护
，准备时，我又一次掉进判例的陷阱：找到一个看似有利的先例 ，却忽略了它与本案在事实上的关键差异
，Priya在组内模拟时直接问我：“你确定这个判例能适用？买方当时并没有依赖陈述
。
”我愣住，后背冒汗 ，那天晚上，我把那个先例和本案事实做成对照表
，逐条标出相同与不同，终于明白老师说的“判例不是答案 ，是对话”。

正式练习那天
，我站起来，先承认先例的存在 ，再指出事实差异
，最后把规则限缩到本案，说完时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没有抖
，Dr. Tan在点评时说了一句：“这次你找到了holding，也看见了边界 。 ”不重 ，却让我差点红眼眶。

期末前
，我依然会在图书馆坐到凌晨，依然会被长判例折磨得太阳穴发紧 ，但我不再害怕那种“读不懂
”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
，每一个绕口的句子背后，都有一场真实的人间冲突；每一次区分与适用 ，都是在训练一种更谨慎的判断
，SUSS的法学留学没有把我变成天才，却把我从一个背答案的人 ，慢慢逼成一个愿意追问“为什么”的人
。

雨停时
，天边透出一点亮，我合上判例集 ，把那张写满IRAC的便利贴重新贴好
，窗外的新加坡刚刚醒来，而我知道 ，今天还有新的判例等着我
，挑战依然很多，但这一次 ，我想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