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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的第一场雪落下来时,我正抱着一摞阅读材料往商学院楼里跑 ,风从湖面卷过来,吹得人眼睛发酸,那是我到CWRU的第三周 ,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害怕走进教室 。
那门课叫组织行为学,小班研讨,十二个人围着一张长桌 ,教授把案例投在屏幕上,问:“如果你是CEO,会先裁掉哪个部门? ”话音刚落 ,左手边的男生已经开口,语速快得像连珠炮;对面的女生紧接着补充,两个人一来一回,像打一场配合默契的网球 ,我低头看自己昨晚写满两页的笔记,每一个观点都还在,可每次想插进去 ,话到嘴边就被下一轮发言淹没了,四十分钟后,教授笑着说:“今天讨论得很好。”我也笑了 ,笑得很心虚——整堂课,我只说了“I agree”。
更难受的是小组作业,我们组五个人 ,第一次开会时,美国同学直接在白板上列分工:谁做访谈、谁跑数据 、谁写框架,我原本想负责框架 ,因为那是我最擅长的部分,可犹豫了几秒,那块位置已经被认领了,最后我分到整理附录 ,组员都很礼貌,邮件末尾永远是“Thanks! ”和“Great point!”,可我能感觉到自己站在圈外 ,展示那天,教授追问一个数据背后的逻辑,我张了张嘴 ,脑子里明明有答案,却只挤出一句“I need to check”,那门课的期中论文 ,我拿了B-,评语里写着:“你的想法很有潜力,但课堂参与也是成绩的一部分 。 ”
那天晚上 ,我给家里打电话,说我想换课,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只说:“要不先去找教授聊聊?”我其实不太想去 ,我一直以为,美式课堂属于那些天生会表达的人,而我大概永远学不会。
后来我还是去了office hours ,教授坐在堆满书的办公室里,听我磕磕巴巴地解释“我有很多想法,但总怕说错” ,她没有安慰我,只问:“你课前会写发言提纲吗? ”我说会,写两页 ,她笑了:“太长了,你不需要在开口前准备好完美句子,这里课堂不是考试 ,是共同搭脚手架,你只要先递上一块砖。”她建议我每次课前只写三句话:一个判断、一个理由、一个疑问,争取在讨论的前十分钟说出去 。
我照做了,第一次强迫自己举手时 ,心跳得像跑完八百米,我说得很慢,中间还卡了一下 ,但教授点点头,说:“Good start。”旁边的同学接过我的话往下讨论,没有人笑我 ,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课堂里的发言不是“表演”,而是把想法放进桌面 ,让别人接着搭,后来我开始在小组里主动说“I have a different take ”,也开始在邮件里争取任务 ,第二次项目,我负责了展示框架,组员在群里发了一个“This is solid”,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居然有点想哭。
期末展示那天,我站在投影前,声音还是有点紧 ,但没有再躲开教授的问题,结束后,教授走过来对我说:“You found your voice.” 我走出教学楼时 ,雪已经停了,路灯把湿漉漉的地面照得发亮 。
申请季时,我在闲虎留学网读过一位学长写的美式课堂笔记 ,当时只记住“多发言 ”三个字;真正坐进CWRU的教室才明白,发言只是表面,背后是另一种学习契约:你可以不完美 ,但你要在场;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把理由说出来,如今春天来了,我走进教室时不再挑最后一排 ,美式课堂没有让我变成另一个人,它只是慢慢教会我,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