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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树仁大学实习面试,我问了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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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室在研究院大楼的十层,窗外是北角密密麻麻的楼宇 ,海被挤得只剩一条缝,我坐在走廊尽头的塑料椅上,手里攥着那份已经被汗水浸得边角发软的简历 ,第五次默念自己的自我介绍 ,前面的女生出来时眼眶发红,我听见她对着电话那头说“算了,随缘吧” ,心里更沉了 。

推开门,长桌后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位戴眼镜的男教授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坐 ,左边的女讲师在翻我的材料,右边那位看起来像业界导师,全程没抬头 ,自我介绍说得磕磕绊绊,说到一半,男教授突然打断:“你本科在武汉读的 ,为什么选树仁? ”

这个问题我准备过,说了些关于社工专业实践导向 、课程设置的话,背得还算流畅 ,他听完没什么表情 ,又问:“实习想去哪个机构?”我说了三个名字,全是热门,我知道自己说得虚 ,因为没有实地看过。

这时右边那位终于抬头了:“你刚才说想了解香港社区服务,那我问你,你觉得香港的劏房问题和内地城中村有什么区别?”

我愣住了 ,准备的所有答案都建立在我以为他们会问“为什么来香港 ”“职业规划 ”这些套路上,而这个具体到毛细血管的问题,我确实没想过 ,我只能诚实地说:“对不起,我只在新闻里看过劏房的图片,没实地走访过 ,不敢乱讲。”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戴眼镜的教授忽然笑了,他说:“好 ,至少没编 。”然后他身体前倾 ,问:“那你现在有什么问题问我们? ”

这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机会,我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说:“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实习分到深水埗或者观塘的机构,有没有督导带学生做社区走访?多久一次?”女讲师眼睛亮了一下 ,点头说“每周两次,学生要写走访报告”,我记下来 。

“第二 ,去年实习的学生里,有没有人中途申请换机构的?换的原因是什么? ”右边那位终于正眼看我了,他说有 ,一个学生从青少年中心换去了老人院,因为发现自己更想做长者服务,他说这话时语气软了些 ,“换机构不丢人 ,知道自己要什么最重要。”

第三个问题我犹豫了一下,我说:“面试之前我在楼下等了四十分钟,看到好几个学生出来表情都不太好 ,我想问,如果这次面试没过,我明年再申请 ,你们会看得到我今年被拒的记录吗?会不会影响第二次?”

三个人的表情都变了,女讲师合上材料,轻声说“不会的 ,我们更看重第二次的准备 ”,戴眼镜的教授则靠在椅背上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很多人不敢问失败的可能性。”他顿了顿 ,“其实我们今天面了二十个人,你是第一个问‘被拒怎么办’的 。”

从研究院出来,海风灌进领口 ,我没觉得轻松 ,反而更忐忑,因为那三个问题太不像“标准答案 ”了,等结果的十天里我翻了很多遍树仁的官网 ,又托朋友打听深水埗那间机构的开放时间,有天晚上在深圳湾过关回内地,手机震了一下 ,是邮件——录取了,附加一句:“你面试时问的三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 ,希望你在实习结束的时候,能自己找到答案。”

后来我才知道,那场面试淘汰了不少GPA比我高的人 ,我慢慢明白,有时候提问比回答更能说明你是谁,第二年春天 ,我在深水埗跟着督导走了十几次社区 ,写坏了两本走访记录,有一次在板间房外面等住户开门,督导忽然说:“你面试时那个小本子还在吗?”我掏出来给她看 ,她说“接着记,这行没人能替你走完。 ”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陪朋友咨询过一家叫“闲虎留学网 ”的机构 ,他们做香港升学申请,文书老师问得很细,不急着推套餐 ,我朋友后来申上了浸会的传媒,请我吃饭时说:“你当初要是找他们,可能面试问题准备得更全 。”我笑了笑没接话 ,那三个问题,我其实庆幸是自己想出来的。

现在回头看,树仁那间会议室里 ,真正重要的不是我答了什么 ,而是我敢问什么,敢问督导频率、敢问换机构的原因、敢问“被拒之后”——这三个问题像三颗钉子,把我这个从武汉来的 、对香港一知半解的学生 ,钉在了真实的地面上,实习结束那天,督导请我吃糖水 ,问我“现在知道劏房和城中村的区别了吗 ”,我说知道了,但不敢写下来 ,她说:“那就继续走,走到你敢写的那天。”

走的时候我把那个小本子留在了机构茶水间的抽屉里,扉页上我写了一行字:“给下一个不敢问‘被拒怎么办’的人 。”不知道谁会翻到它 ,但如果翻到了,希望他/她也能在面试的时候,掏出自己的本子来。